犛牛爱尾我刚到南方的时候，正碰上黄梅天。那时我还没有习惯潮湿。一下火车，又湿又热的气就往全身涌来。在哪里，碰到什么，都是黏的。被褥也是潮的。怎么都不得舒服。转眼过去十一个年头。到现在，在雨下得最烈时，我也会披上雨衣，沿湖跑两圈。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躺床上沉沉睡去。今年雨水很多，天像破了洞，半个月没见停。七月第一天，天开始放晴了。连日的大雨把街边的树洗得又新又绿，蝉在树上响，夏天正式地到了。早上七点半。慢慢行着的幼儿园校车在唱儿歌，太阳照在孩子们稚气的脸上，全是正在成长的光。疾速驶过的车溅了路人一身泥水，倒霉的老头骂不迭。我递了张纸巾给他，然后匆匆走了。今早看见太阳在阳台多晒了一会儿，现在快迟到了。穿过老城区梨花巷的北门，有条到单位的近路。因为年久失修，少有人走。大雨后，更是坑坑洼洼。硌脚硌了一路。总算走到硌脚路的尽头，再下一条狭窄的小斜坡就是单位后门。下斜坡时，看到斜坡脚那儿站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拄着把大黑伞往上看，看到我时低头把伞轻挪了一下，又抬头看我。我快走到她眼前时，她直直望着我，好大的眼睛不眨一下，嘴绷成一条线。线开了，她说，我鞋滑，上不去，可以拉我上去吗？我点了点头，她把手递给我，我拉起她的手向上走。到斜坡半腰，听见她问，这儿的坡度是多少啊？我转头看了她一眼，说，不知道啊。她应了一声奥。快到坡顶时，我说你问这个干嘛啊。她说，喏，你看，这个坡度让手拉手拉成了一条直线。我转头一看，还真是。到顶时她松开了我的手，向前跑跳了两步。我说小心绊倒啊你。她转身朝我笑，眼睛下的卧蚕现了出来，说，哎呀，不会的，谢谢你啦。说完继续跑跳着走远了，脑袋后边儿两条小辫子一搭一搭地甩着。再见到她是两周后了。人类依赖太阳辐射的热量以生存，所以人类赞美太阳孜孜不倦地燃烧；可人类无法忍受太阳过多地照射着大地，所以人类咒骂毒辣的日头。空调在这节骨眼儿上坏了，单位里的人都在叫苦骂热。主任走到窗边，对着天上的太阳喊了一句：后羿，来＊它吧。大家一阵笑，在一日的劳琐和燥热中松了一口气。我想到尼采曾狂言太阳是他胯下金灿灿的睾丸，他没有知道东方的中国有个射日的后羿。也不禁莞尔。空调坏的这天，室外也是热得不能再热。我急于回家，又走了一次近路。经过梨花巷时，我在一家冷饮店停了下来。一口气喝了半碗绿豆汤，冰汁流过喉咙沉到胃里，过瘾！“你别喝那么急。”我听到背后一个清亮的声音。我转过头，看见她举着调羹对我笑。“你也在这儿啊。”我侧过身半对着她说话。“对啊，你也在这儿啊。’’她还是笑。她怎么这么爱笑。“天热，我下班顺路在这儿喝碗绿豆汤。”我觉得侧身坐着不舒服，说着就起身，把汤碗移到她的桌上，面对着她坐着。“这个汤好好喝，还有他们家的绿豆糕也好好吃。不过绿豆糕不是天天有，得运气好才买得上。好容易我上次碰着，索性买了好多好多。”说到这儿她的兴致很高，调羹被她拿着，在空中划来划去。“绿豆糕我没吃过，下次碰上一定尝一尝。”我被她的高兴感染了，心情轻快起来。“你在附近上班吗？”“嗯，离这儿很近，你呢，你在附近上学吗？”“我学校没有在附近，我在明中上学，我来这儿是因为馋这儿的绿豆汤。”她有些不好意思，低头用调羹在碗里搅了搅。我笑。她看到我笑，更不好意思了，又低头用调羹在碗里搅了搅。“你的名字是什么啊？”她抬头，眼睛忽闪忽闪地。“周停云。夏商周那个周，红灯停绿灯行的停，白云朵朵棉花糖的云。”“奥。遇到红灯停下来看天上的白云吃棉花糖吗？”她慢慢地念着。“对，是这样。你的名字又是什么啊？”“陈所愿，耳东陈，不知所以的所，事与愿违的愿。”我有些惊讶。她又笑：“我逗你呢。是所当无敌的所，天从人愿的愿。”“你词汇量挺丰富啊小朋友。”“可不，我打小就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她故意挑了下眉。我真的被她逗乐了。“这么厉害啊。”“可不是。”她戏谑道。“大朋友，我先走了，傍晚我们班有球赛，班上同学得去加油。”她起身，拿起了书包，向门口走去。“好的，再见啊。”我向她摇了摇手。她走到门口时回头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周停云。下周周六晚上六点我会在落花生剧院演出，你要有时间过来看啊，我请你吃糖。”“好的，没什么事我就去看，你请我吃糖啊。”我去了落花生剧院。我想再见她，一个多星期里，每天下班后我都在那家小店逗留，没有碰上她。她在忙学习吗？还是在忙节目的排练？还是因为路远天热，不想过来了？我到剧院时，她正站门口四处张望着，看见我，她朝我招手。我迎上去。“我可担心你不来，老天保佑，你来了。”“周六没什么事，在家也是呆着，不如出来转转。”“我上次走了才想起忘了把票给你了。”她把节目的票递给我，又拍拍自己的脑袋，“我真是个糊涂虫。”“谢谢你啊，还特意在这儿等我。”我接过票。“谢我干嘛，是我请你来的，当然应该我送你票啊。演出快开始了，我要去准备了，这时候去老师得骂死我了。再见啊，周停云。”她说着急忙慌地走了。“好的，我拭目以待你的演出啊。”我找到座位坐下后，环视了一下周围，大家在陆续坐下，来的人多是情侣。热恋中的情侣，浑身都散发出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味道，又甜又腻。大学时和女朋友看演出，她转过头看我，我也转过头看她，两人相视一笑，又各自转回去看向舞台。缠绵后她躺在我怀里问我爱不爱她，我说爱。我并没有其他答案可以回答。我究竟爱不爱她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爱究竟是怎样的。她一次次莫名其妙地生气，我尝试用不同方法哄她，并不起作用，之后她又莫名其妙地气消了。周而复始，我的耐心被磨光了，她也无法忍受我后来的无动于衷。刚分手的时间里，我常想起我跟她在一起时的事，觉得空落落的。人的感觉和现实有时间差，我脑子里还停留在没有分手的状态中，但身边已经没有了女朋友。一个多月后这个时间差才调整好。她把写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卡片递给我，她在深夜和我讲电话，她在上课时偷偷往我耳洞里吹气，她坐在自行车后抱着我唱歌。最后她说，周停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一对对相偎着的爱侣，不知道最后多少变怨侣。我端坐着，等待《索多玛》开场。大红的幕布拉开了。索多玛的首领说：索多玛里的城民生而自由。男人可以和女人相爱，也可以和男人相爱。人们可以吃带血的肉，也可以吃不带血的肉。耶和华强迫男人只能和女人相爱，强迫人只可以吃不带血的肉。耶和华最善蛊惑人心。一旦我们允许他派来的天使四处布道，人们就会听信他们的大谬荒论。他们会哄骗我们，只有把耶和华的智慧时时悬于头顶才能得福，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给自己的脑袋架上至重的枷锁，最后永生永世，沦为耶和华的奴隶。索多玛的男女老少：这真是太可怕了。首领：那我们现在去抓住他派来的天使，让他们的妖言不能散播。……这出剧改编了旧约中索多玛那段故事。台词服装场景，演员们的表现力，都很好。一出好剧。演出结束后我在门口等陈所愿。场内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我才看见她出来。她看上去有点沮丧。“嘿，你迟到被老师骂惨了啊？”我试探着问她情绪低落的原因。“你怎么知道？”“你脸上写满了不开心。”“看上去很不开心吗？”“嗯。”“老师没有骂我，我只是有点儿累了。”我拉开门，她走出去后踮起脚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然后翻了一个大白眼，“那我现在脸上写着什么？”“智力障碍人士。”她哈哈大笑。走到了马路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牛奶糖放到我掌心，“对了，我说的请你吃糖。”“谢谢你啊。”我接过糖，问她，“你往哪边走啊。”“左边，这条路走到头就是我家。”“衡山路路口那儿吗？”“嗯，你往哪边走啊？”“也是左边，我家在绥阳路上，我和你走到衡山路上再坐车走吧。”我撕开糖衣，把糖放进嘴里，“这糖真甜。”她也吃了一颗，眯着眼说，“真好吃。”“你这么爱吃糖啊？”“嗯，生活太苦了，所以我喜欢吃糖。”“小哲学家啊你，吃个糖你也能抒发生活感想。”“一个人生来就是或者不是哲学家。事事都是学问，只要用心感受。不过大多数人不用心。”她把手背在身后，故作学究的语气，“而我，就是用心的哲学家。”说到最后哲学家三个字时，故意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小屁孩儿。”我取笑她。她撇撇嘴。走到了一颗核桃树下，我说，“你请我吃糖，我请你吃核桃吧。”“你会爬树？”我攀到树上，树干上有俩低枝，借着力踩了上去。很容易摘到了核桃。我跳到地上，伸出握着核桃的手，张开指头，洋洋得意，“看。”“能啊你。”她从我手里拿起核桃。“小时候有个外号，爬树大王。”“爬树大王啊，失敬失敬。你从哪学的啊？”“以前，我家附近有个说话支支吾吾的老头，很瘦，个子也不高。我小时候常看见他爬树上摘果子，就跟着学会了。文革时红卫兵看他不顺眼，一小撮红卫兵晚上闯到他家里，留他一个人在屋里，打算结结实实揍他一顿。突然灯熄了，屋外的人听到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灯亮后，那伙红卫兵出来，个个鼻青脸肿。之后再没人敢找他的茬。”她惊大眼。“老头其实是日本战败时没能回国的特务，一身的功夫。从上海逃到内蒙，隐姓埋名，入赘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家。说中国话说不明白，所以说话支支吾吾的。”她眼睛睁得更大了：“真的假的？”“听我爷爷说的，我觉得半真半假吧，毕竟是传言。”“奥。”“刚演出时你扮的天使长，最后耶稣焚毁索拉玛时，你擦了一下眼角。剧本里本来有的擦眼泪的情节吗？还是你演动情了？”我想起那出剧。“不告诉你。”她朝我眨了眨眼，“我家到了，再见啊。”她朝我摇了摇手，向一栋单元楼走过去。“什么时候再见啊？”我问她。她对我勾勾手指。我走到她面前。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笔，拿起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写下了一行电话号码，说，“周四和周日，你要是想找我玩儿就打我电话。”“好。”“周停云，告诉你一个秘密。”她把手抬起，弓了弓，示意我俯身听她耳语。我稍弯了腰，她凑到我耳边：“我刚擦眼角是因为啊”，她踮起脚，凑得更近了：“我眼睫毛掉了一根在眼角。”她说完向后退了一步，笑着看定我。月光笼着整条街的树，笼着她。晚上我躺在床上，从一数到一百，又从一百数回一，再从一数到一百。来回数了几十遍，还是没有睡意。我打开灯，走到客厅，坐到沙发上。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天渐渐亮了。我打通了她的电话。“你好。”“是我。”“周停云，我猜就是你。咱们今天去哪玩儿啊？”她雀跃的声音。“你喜欢爬山吗？”“爬山？去爬山吗？我喜欢啊。”“那我们去后山吧，你现在收拾一下，我九点到衡山路。你记得换运动鞋啊。”“嗯，呆会儿见啊。”我一下车就看见她站在路口。我悄无声息地走到她背后，她一动也不动，半天才转过来。“吓死我了。”她举起拳头砸到我手臂上，长舒一口气，“我还以为遇上了什么人。”“你以为遇上了什么人啊？”“当然是坏人啊。这么闷声不响地站人背后。”“那我像坏人吗？”“不像。”“你怎么看出来的啊？”“感觉呗，你怎么看都不像坏人啊。”“是么？”“坏人长得都不像坏人。”“那你还敢出来跟我玩儿？”“我想见识一下坏人是怎么干坏事的。”“你嘴皮子功夫很厉害啊。”“过奖了。”她咯咯地笑。到了后山脚下，车已经很少了。到最后一个红绿灯时，红灯刚亮起来。她往左右一看，“没车，”她牵起我的衣角，“走吧。”我拉住她，“没到绿灯呢。”她吐吐舌头。她在后山的石梯上走得很快，如履平地。我追不上她。“你怎么这么慢，”她转身俯看着我，额头鼻尖覆上了细细的汗珠。我把纸巾递给她，喘着气，“你走得太快了。”她擦了擦汗。“我先走了，”她朝我摇摇手，“我到山顶等你，你快来啊。’’不一会儿功夫就没影儿了。我到山顶时，看见她正在一片陡峭上踱步。“快上来，”我用左手抓住水泥阑干，弓着腰，把右手递给她。她不接。我正色：“上来。’’她悻悻地把手放到我掌心，我把她拉了上来。“那儿就是看着险。”她不安地看着我。“那儿危险，不要冒险，你们老师没教吗？”“老师没有教过这个。”她挠挠头发。“你不要转移话题。”她噤声。“以后这种地方不要去，不要以身试险。”“嗯，以后不去了。”她在山顶的佛殿里转来转去，上看下看。摸了摸佛像后，又把耳朵贴在上面，敲了敲，“是空的诶，”她惊奇的看着我，“这儿一年能骗那么多香油钱，还舍不得造实心的像。”旁边的沙弥本想过来劝我们捐功德，听到她这话后停住了脚步，笑容僵在了脸上。我掏出钱包，拿出一些零币，放进了功德箱里。我向沙弥欠身，“还请见谅。”她觉得自己做错事，躲到我身后。下山到一半时，她喊走不动了，我们在亭子里歇脚。“你在佛殿里怎么那么严肃，你信佛吗？。”她不解。“我不信佛。佛殿是信佛的人虔诚敬拜的地方，应该尊重。”“嗯，”她的眼垂下，思索了一瞬。随后她问道：“你不是本地人，那你家在哪啊。”“小时候一直和爷爷在内蒙，初中后到了北京和爸妈一起，大学时来了这儿，后来工作也在这儿。”“奥，你现在一个人在这儿吗？”“嗯。”“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人在这儿。我爸妈很少回家。我周末会去老城区我奶奶那儿，不过那儿离学校太远，所以我平时还是住衡山路。”“奥，难怪你常去老城区。”我想起刚遇见她时，“你们学校功课不多吗？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出来玩儿？”我疑问。“多啊，可我不喜欢功课。”“不喜欢也要念啊，学生应该把功课念好。”“你怎么对什么都那么认真？”她皱着眉头。“不应该认真吗？”她的眼又垂下。“你跟我出来玩儿不怕别人说闲话吗？”我看着她。“闲话是什么？”她笑。我哑然。“大朋友跟小朋友不可以一起玩儿吗？”我还是哑然。再见到她是在之后的周六晚上。闲来无事，我去影院看快下映的电影。看电影的人寥寥无几，我找了后排的一个位置坐下。电影开始十几分钟后，我看见两个人走上进场的台阶，在前排的右边落了座。我在这一瞥眼中认出了她，另外一个人看身形是个男孩儿。男孩儿时不时转头跟她说话，我真不知道看个电影有多少没完没了的话可说。完场时人走光了我才走出影院。这场电影是一部灾难片，看得我心情很低落。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她的电话叫我一起爬山。上山和下山的时候我都没怎么说话，她看我不说话，也不怎么作声。最后到了衡山路口。“你最近好像没什么事？”我问她。“放假了，当然没什么事啊。”“嗯，看上去很闲。”“不闲啊，我忙着追你啊。”她用很轻松的语气说。“追人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做事要一心一意，认认真真。”我看住她的眼睛。她呆住了。我们开始频繁地呆在一起。她对什么都兴致勃勃。我陪她一起看马戏团的表演，去花鸟市场逗鹦鹉，在游戏城赢大叠的奖券。我喜欢看着她胡闹。她笑起来时露出一对虎牙，小小的，尖尖的，泛着品色。她不高兴的时候，抓着什么就是什么，那对犬齿把手里的东西撕成碎片。她盎然的生气感染到我，我不再对生活感到倦怠。主任问我，“小周，你最近是不是遇见什么喜事啊。你总自己抿着嘴乐呵什么啊？”“最近喜欢看喜剧，一想到里边儿的情节就笑了出来。”“奇了怪，看喜剧能看出这么个花样？”暑假过去了。她开始上高三。我问她有什么梦想吗。她说小时候想当主席，后来发现当不了就没什么梦想了。我问她大学想去哪。她说不想去别的地方，打算念本市的大学。我们不咸不淡地一起生活着。她上课，我上班。她看电视，我洗碗。她写作业，我练字。我每天傍晚给她讲练习题，她有时看着题本出神，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常在写作业的间隙，把大幅的宣纸铺在地上，让毛笔浸在墨汁瓶里，拿出来后悬在空中。她注视着墨珠滴到宣纸上，溅得四处着墨。然后把宣纸放到水池里一遍一遍地冲洗，拎起来晾干。乐此不疲。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她喜欢洗纸。听闻世上有这个爱好，我愕然。窗外风很大，吹得街道旁边的树叶沙沙作响。叶子陆陆续续从树上掉下来，落一地黄。她写着写着作业，把笔放下，走到我身旁，拉起我右手的食指。她看着我，我的指头被她掰着向上，又被折起来，然后又被拉开向上掰。往复了几次后，我问她怎么了。她垂头丧气，说好久没有出去玩儿了。我许诺她在联考里进步的话就带她去跳蚤市场逛逛。整个秋天里，她每天埋头写练习题，很少洗纸了。联考过后，她神采飞扬，欢喜地把排名册给我看。晚上去跳蚤市场的路上，我连连称赞她是智美兼具的祖国未来，让她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她一脸讨喜的骄傲。我们坐在公交车上，她一路哼着歌，是我没有听过的调子。我问她那是什么歌，她说叫芦苇花，一首民歌，小时候常听奶奶哼。霓虹灯的光穿过玻璃，光和影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她的瞳孔被映得剔透，晶亮地闪着。“你的眼睛真好看。”我脱口而出。她不乐意地哼了一声：“只有眼睛好看吗？”我伸手抚开她眼前的碎发，细细端详：“好像眼睛也不怎么好看啊。”“哼。”她推囊着我，指向另一边的座位，“你过去，离我远点儿。”我坐到另一边。没过一会儿，她拍了拍她旁边的空位，“我今天心情好，特赦你了，你过来吧。”“谢主隆恩。”我坐过去。她把头放到我的膝上。她看上去好小好小，我用手护着她，生怕什么碰到她。我要好好儿护着她。路上的车很少，车上的人也少，整个城市看起来很冷清。可我心里全是绵绵实实的快乐。我想起小时候除夕的晚上，大家都在家里过年，街上也是很冷清，爷爷把我期待已久的礼物放到我枕边。我想把我的快乐告诉全世界。跳蚤市场里列着不知真假的古董：五彩缤纷缀着宝石的首饰，泛着暗淡光泽的铁器，破旧残损的古书典籍。商贩们各自叫卖，不同的口音混在一起。她对这样少见的景象格外兴奋，拖着我的手东瞧西瞧。她把浓浓密密的发扎在脑后，乳发弱弱地躺在颈上，马尾跟着她的步伐左右摇晃。我们一个卖字帖的铺子前停了下来。字帖铺子的老板是个六十左右的老头子，很热情地向她介绍各个朝代的名家。她直说好厉害。老板不催着买，慢慢地和我们聊起天。平时少有人来买字帖，他是寂寞的。来两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从董其昌说到米芾，又从米芾说到陈世美，然后说起他的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同学本已娶妻，之后企业里高层的女儿看上他，他离婚后跟高层的女儿结婚。现在他的同学也在企业高层任职，家庭美满，儿子在美国做博士后。“他那时候什么都不如人，现在也过得人模人样。他还不是会打算，老婆好找，有权有势的老丈人不好找啊。”他唉声叹气，“抛弃人不顾道义啊。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守着一个老婆还不是过了一辈子。”回家的路上她一直笑：“那老人家真好笑。没有千金看上他，他说是他抛不下他老婆。这酸的。要是这鸿福落到他头上，他指不定比谁都上赶着呢。”“你这小屁孩儿怎么看人这么阴暗。”“阴暗？我看他阴暗是因为他本来就阴暗啊。他要是道德修养好，才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呢。”“那你怎么天天说我坏话啊。”我轻扯了一下她的头发。“我说你是因为你不好啊。”“我怎么不好了？”“哎呀，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下周一得出趟差，和单位的同事们一块儿出去调研，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我还没有告诉她出差的事。“好吧。”她踢着地上的小石头。衡山路到了，我向她摇手，“我走了，你每天都要好好儿写作业，不要偷懒啊。”“知道了”，她说着走进楼道，走着走着转身向我小跑过来，跳到我身上，我抱起她。“我会想你的”，她说，“你会想我吗？”“不会。”我口非心是。她从我身上跳下来，“我也不会想你的。”“我会想你的。”我揉揉她的脑袋。“那我也不会想你，”她蹦蹦跳跳地进了楼道，又回头，“你早点回来。”“好。”出差的日子里，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我说我今天遇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她说她今天听课听了什么做了多少题目。一个多星期后我回来了。我们继续往常的生活。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我在等车的时候，隔着马路看见对面的橱窗里有一顶红帽子，红得娇而不艳，非常亮眼。我走过去，细看是一顶红色的毛线帽。我把这顶帽子买了回去，戴在了她头上，她说，完了。我问什么完了。她说，你给我戴了红帽子，你要娶我。她说这话的时候，一小片雪花飘到了她的眼睫毛上，化成了水珠。我说，好。这天下着雪，但没有什么寒意。我洗完碗后，看见她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今天下雪了，不写作业，放假一天。”她给自己找了个节日。“行吧，下不为例。”傍晚，我们一起坐沙发上看电视。突然电视熄屏了，灯也开不亮。电网出了故障。她哼起了歌。一首接着一首，让我猜歌名。我差不多猜个半对。“十点多了，我回去了。’’我拿起外套。“停电了，你等我睡了再走。”“好。”我放下外套。她很快洗漱好了。“我不想动弹了”，她站在浴室门口，张开双臂，“你抱我上床吧。”我把她抱上床。“今天下雪了，我真开心。”我把她的被子掖好，关了灯。月光透进来，屋里是看得见的。她蜷在被子里，头发散着。她的眼睛在暗中一张一合，像夜珠上的绒布掀开后，又被盖上。我站在床边，看着那对夜珠张张合合。她拉住我的手指，坐起来，“我这两天新听了一首歌，你听过这个吗？”我坐在床沿上。她唱：I’m lying on the moon             My dear, I’ll be there soon            It’s a quiet starry place            Time’s we’re swallowed up            In space we’re h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There’s no thing I keep from you            It’s a dark and shiny place            But with you            I’m safe and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We’re lying on the moon            It’s a perfect afternoon            You shadow follows me all day            Making sure that I’m okay and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A million miles away            A million miles away            A million miles away雪积厚了，一片白茫茫。月悬在夜里，明明地亮着。我们好像置身皎皎明月上，周围都没有声响。我低头吻她，揽着她的头，轻轻吻着她。她没有忸怩，没有急切，也没有慌乱。我沉没在深处的时候，她睁大了眼睛，看向空中的月亮。我拥着她。“月光照了几千年了。”她看着月亮。“几万年了吧。”“也不只几万年吧。”我们胡乱地说着话。“你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叫衡山路吗？”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太爷爷叫陈衡山，一个革命烈士。政府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路叫做衡山路。他以前在地下党的时候，为了发电报，把我的小姑奶奶嫁给了邮电局局长的儿子。那家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子，嫖女人，抽大烟，什么都干。小姑奶奶喝毒药自杀，被救活了。太爷爷向局长家赔不是，痛骂了小姑奶奶。小姑奶奶活不起，死不起，最后疯了。我小的时候她还在。她在院子里坐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姑奶奶也很美吧。”我把下巴抵在她的头上。“很美。我奶奶说，以前谁都知道陈家小女儿生得美。”她打了个呵欠，睡过去了，眼闭着，浅浅呼吸着。月亮看着我们。我们这样是不对的。我知道。可什么是对的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积雪覆盖着树木和苗木，大片的白色中露着星星点点的绿。 梧桐树下的座椅上坐着一对依偎着的老夫妻，脸上是甜蜜满足的笑。“他们好幸福。”我看着他们。“可能也只是这一会儿幸福。”我疑惑地看着她。“没准儿他们待会儿回家就为酱油撒地上这种事吵得不可开交，相互埋怨。他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幸福的时候是有的。厌倦变心，同床异梦，隐忍妥协的日子也不少。”她淡淡地说。“那你觉得我们会怎样？”“不知道。”我们继续着不咸不淡的生活。直到她发现我还有一个分居两年多的妻子。是的，我还有着一段婚姻关系。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通过相亲认识。两个在适婚年纪的人，一起吃几次饭，看几次电影。相处了几个月，说不上喜欢，也没有厌恶。各相过几次亲，再找下去也麻烦，还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家里催婚催得紧，见过双方家长后，我们一起到民政局领了证。婚后，时间越长，双方越发觉彼此之间的格格不入。我妻子最后去了香港继续念博士。我们几乎不联系，离婚手续也一直没有办。“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审视住我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还有，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不重要？我居然跟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上了床。我感到可耻。”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她眼眶里掉落。“我很抱歉。”我伸手想拭去她的眼泪。“你不用抱歉’’，她推开我的手，“你没什么需要抱歉的。是我先招惹的你，你不用抱歉。”“我们就到这儿吧。”她说。我觉得像做了个梦，关于她的一切都是梦里的。过年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传来。梦还没醒来。开春后不久，来了一场倒春寒。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要见我。我去了医院。病房里，细小的尘埃在夕阳的余晖中飘浮，她正躺在病床上熟睡。她患了一场重感冒，整个人烧的恍恍惚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还说着胡话。她双眼阖着，听见有人进门，张开了眼睛。我把她扶起来，让她靠坐在枕头上。“我快死了。”她明显不像病重的人，不过心情很低落。“医生说什么时候死啊？”“医生没说。”“你还能未卜先知啊。”“生死有命，都是没办法的事。”她面无表情。我揉揉她的头发。她说想吃板栗。我到医院门口买了一袋板栗。我们一起吃板栗。她把板栗一粒一粒的剥开，把板栗壳和板栗仁各分了一堆。最后扔壳的时候，她错把板栗仁给扔了到了垃圾桶里。她的心情更坏了。“我小时候跟一个叔叔钓鱼。那个叔叔外号叫一把手。因为他只有一只手，所以人们这么叫他。他晚上用炸药捕鱼，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炸药。炸鱼的时候他把手电筒给扔了出去，炸药留了手上，就只剩一只手了。”她的眉头展开了，“这人真逗。”我用拇指抚着她的眉，“你总算笑了。”她靠到我肩上，抱住我，说，“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好。”我抚着她的头发。这场病好了后，她又开始活泼乱跳起来。每天背着书包精神抖擞地上学下学，专心地为高考做准备。高考很快到了，又很快结束了。我陪她一起等成绩公布。我们又开始看马戏团表演，去花鸟市场逗鹦鹉，去游戏城赢大叠的奖券。在游戏城这天。她去了七楼礼品兑换处，把奖券换成小礼品。我去给她买冰淇淋，在楼下的广场等她。突然响起火灾警报，人们一窝蜂地从涌出来。我抬头看见一个楼层最左边的房间浓烟滚滚。我数了一下，不妙，第七层。冰淇淋从我的手里滑到地上。我逆着人流挤上楼梯，好几次差点摔倒。我到了七楼，火势不大，已经被扑灭了。我四处找她，没有找到。下楼后，她看见我，看了又看，在辨认着什么。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走吧。她最后报的大学离本市很远。我没有再打通她的电话。整个城市到处留着她的影子，她不在了。之后一年的春节，我决定回家过年。在车站候车室，我别过身时看见了她。她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胃在肚子里被重重地打了一拳，说不出话来。她向我打招呼。“我们后来分开后，有次我在街上听见一个人声音和你好像，我跟着他走了大半条街。”她说。“你为什么要和我分开？”“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那时我就觉得自己爱上你了。经书里说，人爱着自己的欲望，就像犛牛爱着它的尾巴。可后来我发现，你好像不是我的尾巴。这个世上好像没有我的尾巴。”她说着凄然地笑了。“你是我的尾巴。”我在心里想。“这样也挺好。”我说，“你到车站来是要去哪儿啊？”“我今年去我爸爸那儿过年。”我们不着调地说着。从天气聊到水立方，从薯片聊到机器人，从蛋白质聊到外星人。“我那趟车快到了”，她起身拿起行李，“再见”，她向我挥手，转身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