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政策出台 第1章 破产法列入立法议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全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商品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无法避免，必然有企业破产。因此，在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2年，曹思源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几个月后，曹思源被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曹思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于制定《破产法》的方案，给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等领导，挨个寄去。寄出去的这些信，起先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直到1983年底，曹思源获知，胡耀邦指示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对关于制定《破产法》方案加以研究。但是，这两个单位研究了几个月，也没有下文。

虽然受到重重阻碍，但是，曹思源并不气馁。当时，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在召开。于是，曹思源就找到当时的一位人大代表，极力向他阐述长期吃“大锅饭”对国家、对企业、对人民的危害是如何深重，以及必须实施破产法的理由。

最终，这位人大代表被曹思源说动了，于是在人代会上提交了相关的提案，《破产法》由此列入了国家的立法议程。

曹思源之所以一直热衷于《破产法》的制定、实施，源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

1974年，曹思源在江西景德镇市委党校工作。有一次，曹思源以一名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了市委召开的工交干部大会。

在会上，市委书记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一家连年亏损的机械厂，并且宣布这家机械厂限期一年进行整顿，到时若不能扭亏，就取消市财政局所给的补贴。

一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这个机械厂依然没有扭亏。市委又召开了会议，市委书记又一次批评了这家机械厂，然而最后宣布的措施，却仍然是“延长一年整顿”。

曹思源心里很清楚这位市委书记的尴尬，因为他手中尚没有对无法扭亏企业的最后处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限期扭亏”必然变成“延期扭亏”，而“延期扭亏”必然变成“无限期扭亏”……长此以往，生产便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曹思源由于在市委党校工作，所以有机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材料。曹思源得知，当时企业亏损面实际已经达到4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从投产开始就亏损，已经亏掉了几倍于自身的投资。

“建立市场经济需要很多条件，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一定要优胜劣汰，才能推动技术进步。”

用什么办法淘汰失去生存价值的企业呢？“劣”的结果势必是破产，曹思源想到了应有一部相关的法律，比如说《破产法》来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1979年9月，曹思源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受到于光远教授的指导。入学后的第二个月，曹思源就在一篇《论国有制改革》中，提出了国有企业要走向自负盈亏的观点。

企业一旦自负盈亏，那就会出现破产。但是，谁来为破产企业的工人负责？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失业”这一概念，更没有失业救济制度，也从没有一个职工因企业亏损而失去饭碗。这个问题把曹思源难住了。

破产企业职工失业救济金，应当从何而来？向银行要吗？“救济金贷款”找不到还本付息者，银行绝不能出这笔钱。那么由国家财政负担吗？那岂不是依然躺在国家的怀里，继续吃“大锅饭”？

直到有一天，幼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在曹思源脑中闪现。曹家曾经住的小木房有点倾斜，邻居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但只有一个人表现得特别地热心，这个人就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年幼的曹思源朦朦胧胧地觉得，房子倒塌与保险公司的利益，似乎有点什么关系。

此时，曹思源茅塞顿开：企业可按一定比例为职工提交保险金，一旦企业实施破产，这笔钱便可用来救济职工。

不久后，曹思源写出了其关于破产法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在竞争中发挥保险公司作用的设想》。在文中，曹思源提出了如何解决企业破产后，职工生活来源的问题。

此时，“破产法”这一概念，在曹思源的脑海中已经成型。他要做的，就是把这道防护国家资产的围墙，一砖一瓦地修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