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股市热潮 第1章 发放原始股认购表

深圳街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一支支认购新股的大军。据保守估计，一夜之间大约有60万人涌向深圳街头200多个认购申请表发放点。

当看到连续涨了近一年的股票在第一次出现下跌的时候，几十个股民气急败坏地冲进市政府，振振有词地责问有关领导。

老百姓纷纷给有关部门写信、去电话，赞扬这种方式照顾了他们的利益，组织工作也做得不错。

举世罕见的中国经济起飞，催生了中国股市升幅惊人的1991年牛市。

与1991年牛市相媲美的1992年牛市，随着改革开放的再掀高潮，又应运而生。

从1992年5月21日至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

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1992年，牛市的涛声阵阵，一浪接一浪。可以说，深圳的牛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证券作为虚拟资本，理论界关于它的激烈辩论也许更是虚的，这一点老百姓不一定听得懂，也不一定那么关心。

但是，一连两年的牛市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却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又摸得到的。

于是，买股票可以一夜暴富的神话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千山万水，被认为是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继经商、房地产大潮之后能够快速致富的第三个浪潮。

此时，深圳亿万双眼睛开始盯住了股票，尤其是原始股。

由于其巨大的增值空间，原始股被视如神话中的点金石、聚宝盆。

正因为新股成为财富的象征，谁买到了新股，就意味着谁将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于是新股不言而喻就成了热销品。

由此，新股发行的问题便变得非常敏感，究竟如何贯彻“三公”原则，杜绝腐败与内幕交易，便成为新股发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在这方面，深圳市一直在进行探索，发行方式也一变再变，力求规范与成熟。

最早的发行方式，所谓的“老五家”，即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和原野股票，是由上市公司自己承销的，没有什么承销商、代理商。

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也是难免的。

按照国际惯例，证券的发行是由证券商包销，而承销商则向投资者发售，由投资者认购。

此时，中国股市的现实是僧多粥少，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这就决定了只能采取申购再按比例配售的发行方式。

1991年11月10日发行的11家新股就是通过先由投资者购申购表，再抽签确定购买者的方式进行的。每抽中一张认购表，可以购1000股原始股。

11月8日，中华、康佳、南坡、物业、深宝、华源、鸿华、华发、石化、中厨、中冠等11只新股的发行方法公布。该方法决定，采取预先统一派发申请表，集中抽签，中签后在上市公司正式获得批准发行股票时，再分别办理交款认购手续。

当时准备发出去300万份，分至全市共292个金融网点。

按11家新股发行总额两亿元，以每份中签申请表只能认购2000股计算，中签率为3.6%左右。

1991年11月10日，深圳街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一支支认购新股的大军。

据保守估计，一夜之间大约有60万人涌向深圳街头200多个认购申请表发放点，每个发放点排队的“长龙”都超过两公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认购大潮，深圳出动了3400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到场维持秩序。

深圳街头多日不见的炒股场面，现在变成了炒认购申请表的场面。

由于每一号码最多只有一次中签机会，即已中签的号码不再参加下次抽签，而且每个中签号限购2000股，所以人们都想多领几张认购申请表。

可认购申请表上的身份证号码只能出现一次，否则申请表就无效。

也就是说一张身份证只能拥有一张认购申请表，因此一夜之间身份证“价值”倍增。

据当时深圳全市统计，挂号的大户就有数千人，这些握有巨资的股市大户，开始到处收购身份证。

一时间身份证被炒到了500元一张，同时认购申请表也被炒到了700元一张。

在发放认购申请表的同时，深圳各专业银行通存通兑储蓄网点出现了排长队存款的现象，估计深圳全市日增存款超过4000万元，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准备好了中签后认购新股的钱。

此时，每天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开办“股东代码卡”的股民，骤然间增至3000到5000人。

“股灾”的阴影在深圳新股的推出中一时被抹得一干二净。

到11日傍晚，发放结束，实际发放了293万张认购申请表。

按时间规定，收回并有效的认购申请表为237多万张，约占发放总数的81%。

无效的颇多，无效的申请表主要是不符合《关于申请认购深圳市1991年上市公司新股的公告》的具体要求，即申请人未满18周岁或者身份证号码不清楚、被修改过的。

其中还有人只有一张身份证却领了几张申请表，导致身份证号码重复填写。

最后，根据有效认购数，预计将有10万人得到中签机会。

11月22日晚上20时30分，深圳电视台对新股抽签进行了实况转播。

23日《深圳特区报》全力报道，并随时公布了抽签结果。

从这次新股的认购狂潮，人们可以意识到深圳人对股票的无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仅仅两年时间，深圳人对股票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狂炒再到狂跌的大起大落，股市变化快，成败竟与何人说？

深圳股市发展史上有其啼笑皆非的事例。

深圳第一次发行股票，购买者瘳瘳无几，原始股民大都是经证券公司职员连拉带劝或由单位领导动员带头，把股票当做一种半带强迫性，半带义务性质的集资，以一种讨厌的又没法躲避的逆反心理买下的。

谁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粮，几年以后，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股票已连翻几个跟头变成几万、几十万的时候，那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狂喜着实让他们兴奋了好大一阵子。

但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当看到连续涨了近一年的股票在第一次出现下跌的时候，几十个股民气急败坏地冲进市政府，振振有词地责问有关领导：

股价昨天还是380元，今天怎么变成350元？你们是怎么搞的，我们这不亏了吗？

这种场面足以让西方的股民笑得喷饭。

然而，到1990年，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点痕迹即对股市的涨跌实行限价停牌的政策，从深圳股票身上被抹去之后，深圳股市便真正活跃起来了。

哪怕股价一天之内由300元直线下降到30元，有的股民可能会去国贸大厦楼顶上跳楼自杀，但再也不会有股民找到市政府去论理了。

这次认购狂潮意味着股票供需失衡的时代已经到来，那种对股票的无知而产生的连夜排队抛股票都抛不掉的场面将不会再现了。

对股票的纯粹无知所导致的大起大落，与股市的投机阶段的震荡是有区别的。无知时期的“崩盘”并不是超跌，更不会有什么超跌后的反弹，而是股票真的能成为废纸。

在这次的认购申请表发行中，深圳市民纷纷排队认购，虽然从头天晚上起就长龙不断，但仍算秩序井然。总的来说，这次发行是成功的，各方面的反应都是肯定的。

老百姓纷纷给有关部门写信、去电话，赞扬这种方式照顾了他们的利益，组织工作也做得不错。

港澳报纸也发出一片赞扬之声，认为比香港股市过去的认购办法还要先进合理。

也许是这一次的新股申购太顺利了，致使主管层沉迷于胜利的喜悦而对其潜在的风险失去了警觉，从而埋下了爆炸的种子。

他们没有意识到：股票这头资本市场的怪兽，并不总是驯服与易于驾驭的。

当它激发出人们疯狂的逐利本性时，它就要失控了。

在经历了股市持续走低9个月后，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对股票的狂热突然重新降临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

到1991年12月的下半个月，深圳股市终于打破持续20多天的百点盘局，向上突破。

12月23日，股指由101点升至110点，24日创下114点的12月最高纪录。

1991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6只股票全部报升，深圳指数收在110.3688点。

即将到来的1992年是中国传统的猴年，先知先觉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中国股市也将如疯猴般地上蹿下跳，真正意义上的投机阶段来临了。

股市再度急剧升温

1988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股份制和股票正式被正名：

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

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样，都不会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游资，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切实抓紧抓好。

这无疑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吹响了进军号。

经过几年试验和实践，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发展金融市场，鼓励资金融通，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并形成规范的交易制度。

这决心又通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具体表现了出来。

1992年即将来临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国务院国务委员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发行股票是一种筹集资金的好形式，目前正在深圳、上海进行试点工作。群众买股票的热情很高。我们要因势利导，还要告诉大家股票有风险。要使股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随后，李鹏和邹家华副总理先后视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11月21日，李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挥毫题词：

证券交易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1月26日，江泽民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视察，并挥笔题词：

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

1992年1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深圳，当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从火车上下来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紧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连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岂止是想念，广东省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他们更需要理论上肯定和实践上指导。

1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发表了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的讲话，其中对股市讲的那段经典之语，是当时证券界的人士都能背诵的：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

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这段讲话令深圳振奋不已，股民们奋勇入市，股价升势锐不可当。

当升势过猛，获利盘巨大，正要进入调整时，恰逢到深圳视察的田纪云副总理又说了句“股票是个好东西”，致使股市难以调整，股指继续攀高。

香港《大公报》为此感叹道：“深圳市民如此看重高官的态度，说明深圳股市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言之确凿，中国人讲究政治素质，股份制改革自然需要中央的肯定。

1992年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体改委立即在深圳召开全国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肯定了股份制试点的重要意义，指出：

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

1992年3月，李鹏代表国务院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股份制改革提出了决策性意见：

实行股份制是筹集建设资金和监督企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并有利于促进企业机制的转变。要积极进行发行股票和证券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抓紧人员培训，完善规章制度，健全交易秩序，使股份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央的肯定和决心，使各地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迅猛发展。1992年是股份制企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全国股份制企业新增近400家，总量约达3700家，比1991年增加约15%，而全年证券发行量、交易量均居历年之冠。

同时老百姓购买股票的热情也居历年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