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积极筹备接待工作

第1章周恩来指示代表团与美方联系

黄镇大使对美国武官说：“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周恩来说：“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1971年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通明。即将前往法国巴黎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

代表团的成员、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坐得离周恩来很近，在灯光下，他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上却给人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

周恩来在听取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向代表团详细地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符浩告别周恩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

符浩一怔，不知道总理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他也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

来到西大厅，符浩看到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周恩来看他站在那里等候指示，便摆手示意让他过去坐下。

周恩来望着他，好象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先是沉默了片刻，接着对符浩说：

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郑重地说：

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在符浩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叮嘱说，这些事情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最后强调说：“在巴黎一定要继续和尼克松、基辛格保持联系。”

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指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周到和英明的。

那是在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得知阴谋暴露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同伙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当天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同伙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投靠林彪、叶群等人。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时多该机在北京怀柔县境内迫降后，机上的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5天时间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

当时，全国关闭了所有机场，一切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禁止起飞。当年的国庆活动也宣布取消了。

美国获知中国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担心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接到这些报告，越来越不安。基辛格在1971年4月第一次访华后，中美关系之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发展，几年来双方的谈判和会晤不是功亏一篑了吗？

想到这里，基辛格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尼克松总统汇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顿时忧虑重重，不知道该怎么走好下一步。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基辛格愁眉不展地说，“我们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

当时，尼克松的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很容易动怒，他担心跟北京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又将发生变动。

正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焦虑的时候，周恩来指示即将赴法国访问的代表团和美方联系，把事情说清楚。

周恩来的决定无疑是十分英明的。

第2章黄镇与美国驻巴黎武官会晤

1971年7月的一天，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要他立即回国一趟。具体什么事情，没有说。根据外交纪律，也不能问。

4天后，黄镇悄然回到国内。

中国驻法国使馆的年青人凑在一起推测、打听，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密不透风的事情一开始就变得神秘莫测，连黄镇的夫人朱霖也一无所知。她只知道黄镇回国对外说是母亲去世，急着回去吊唁。其实黄镇的母亲已去世40多年了。

7月16日，中美发表公告说，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第二天，大使馆一等秘书曹桂生和法文翻译韦东被叫到黄镇办公室时，他俩脸上带着笑容，显得十分高兴。

黄镇侧身看看门外，把门关紧，在椅子上端坐着。他目光有点咄咄逼人的样子，尽量压低声音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你们俩和我一道去干。”

黄镇接着说：

根据周总理和基辛格的决定，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巴黎将做为中美联系的秘密地点……

我是中方联络代表，美方联络代表是沃尔特斯。沃尔特斯近日要来使馆。这是中美之间的秘密交往。在沃尔特斯来后，你们两人负责接送、翻译，不准和任何人提到这件事。

一说到沃尔特斯的名字，他们3人相视一笑。这个名字对他们并不陌生。

当年4月，这位将军在波兰使馆的一个招待会上，总盯着中国武官看。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沃尔特斯就走到中国武官跟前，用法语说：“我是沃尔特斯将军，美国武官，我有一封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信。”

中国武官毫无准备，按以往惯例没有接受信件，只用法语说：“一定转告，一定转告。”说完上了奔驰轿车，回到大使馆，将情况报告黄镇大使，大使立即将此报告了国内。

因此，听说要与美国武官打交道，曹桂生和韦东两位助手一下变得加倍警惕。

曹桂生问：“沃尔特斯，是不是那个准备递信给我们的武官。”

黄镇说：“就是他。”

黄镇接着郑重地说：

这是中央的重托，除了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外，我特别要求你们保密。你们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露！记住，有关渠道的事只向我汇报。

黄镇的话一出，室内顿时变得异常安静。他把目光转向韦东说：“事关重大，要慎之又慎。”

韦东挺起胸脯，扶了扶眼镜，自信地说：“大使你放心，我平时再马虎，这件事可不能马虎。”

黄镇又望了望曹桂生，说：“翻译主要用法文，但如果有不清楚、没把握的地方要用英、法两种文字问清楚，万不可主观想当然。”

曹桂生抿嘴深深地点头。

黄镇感到放心，但他还是强调：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谈话中要多听少说，传达中央的讯息时不得任意发挥，这几点切记勿忘！

首次研究接待沃尔特斯的细节时，气氛活跃起来。这时候，黄镇喜欢听听下属的意见。最后他决定，为了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门保持半掩半开状态，以免沃尔特斯在门外等候过久，暴露目标。

布置韦东在院里佯装散步，一旦沃尔特斯出现在门口，立即开门迎入。曹桂生则在楼门口等候，把客人引入客厅。

1971年9月21日，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

当天8时20分，沃尔特斯自己开车，先将车停在远处，然后徒步走来。他认真打量着这座中国大使馆。他坐落在花园中央，离街面有一段距离。围墙很高，临街铁栏杆高竖，门上还钉了金属板，以防行人窥视。

大门虚掩着，沃尔特斯推开大门，看见面前站着一位穿中山装戴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国青年。沃尔特斯以缓慢的语调用法语说：“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这个中国青年便是韦东，他伸出手与沃尔特斯握了一下，用流利的法语说：“我叫韦东，是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接着，韦东领着沃尔特斯穿过花园，来到使馆大楼的正门口。曹桂生将沃尔特斯引进会客室一间墙上装裱着红绸、中国气派十足的大房间。

韦东和曹桂生在沃尔特斯面前放上食品和饮料。一会儿，黄镇从楼上下来，跟沃尔特斯握手。沃尔特斯身材高大，头发自然弯曲，一副美国军官的派头。

黄镇拉沃尔特斯并肩坐在沙发上，右边坐着韦东，左边坐着曹桂生。

谈话之前，黄镇请沃尔特斯喝茶。说：“你是军人，我也曾是军人，军人对军人，我们一定很谈得来。”

沃尔特斯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说：“你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我在你的面前只是个小兵。”

黄镇笑着说：“我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黄镇说话时给人一种轻松、亲切的感觉。他的真诚和直率也感染了沃尔特斯。

沃尔特斯也热情澎湃起来，他向黄镇介绍，他精通8国语言。黄镇接过他的话茬说：“希望你不久也精通中文。”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接着，谈话进入正式话题，沃尔特斯侧过脸，稍显严肃地说：“我的行动十分保密，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情，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马莱特小姐知道。”

沃尔特斯说，他今天来馆，把车子停在不远的一个拐弯处。因为，他的车牌照号是CD6，外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使馆的。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无孔不入，惯于捕风捉影，他得处处提防。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

黄镇点点头说：“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馆里除了我和极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外，无人知情。”

沃尔特斯也理解地点点头，并把一封信交给黄镇，说：“我对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深信不疑。”

接着，沃尔特斯说：“我来是为了执行白宫的命令，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黄镇说：“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只要有事，我将随叫随到。”沃尔特斯向黄镇告辞时说。又强调：“如果我不在，也要千万通过南希小姐找到我。”他写下了南希小姐的电话号码。并商定，以后见面前先电话联系，他的代号为“约翰”。

沃尔特斯告辞后，黄镇立即把信件发往北京。当时已是凌晨，黄镇回宿舍时又交代值班员，只要国内有指示来，不论何时，都要立即通知他。走到半路，他又折回，对韦东、曹桂生说：“不管什么情况，不得拖延与沃尔特斯的联系。”

黄镇与沃尔特斯会谈这件事，使得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照样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第3章黄镇在巴黎三次会晤基辛格

1971年9月21日，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与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进行了谈话。

当天深夜，黄镇被告知：基辛格博士要来拜会他。这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和周恩来商定的。

黄镇立即把两个翻译叫到自己屋里来，商量接待的具体工作。黄镇提出意见说：“不卑不亢，热情接待，礼宾规格要高于接待沃尔特斯。”

送走两位翻译后，黄镇冲杯茶提提神，打开了台灯，一字一句斟酌国内电报，准备与基辛格交谈的要点。

在美国方面，沃尔特斯要将基辛格悄悄带进巴黎也成了难题。因为法国情报机构控制着每一关卡。只要发现基辛格到了巴黎，新闻界就会骚动，秘密渠道也将曝光。他们只好求助于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帮了忙，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在尼克松前往中国之前，基辛格要先去一趟中国。在基辛格去中国前，基辛格先与黄镇商量先关事宜。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得到基辛格将要第二次访华时，便到白宫来找基辛格。

“博士，我得到消息说，过几天要宣布你10月份又要去访问中国。”罗杰斯说。

“是啊。我去为总统访华作准备。主要是讨论双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你知道么？10月下旬联大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罗杰斯提醒基辛格。

“我知道，那是一场后卫战。”基辛格爱看足球，用后卫战这个词准确地表明了美国已经处于在对手进攻态势下的防卫了。这意味着，大门有可能被攻破。

“表决的时候，你在中国。我们的盟友怎么看呢？”罗杰斯有点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战略会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淡然一笑：“我不认为我访问北京会对联大表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基辛格善于争辩：“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我们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

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么？”

基辛格并不打算退步：“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中美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很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罗杰斯只好愤然不悦地离去。

7月25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巴黎。

26日，戴着墨镜的基辛格在沃尔特斯的陪同下，乘坐一辆租来的小轿车悄悄来到中国大使馆。车子停在离使馆不远的拐弯处。

基辛格则戴着一幅黑色墨镜，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基辛格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颇有点大侦探的味道。

黄镇站在客厅门口迎接基辛格，然后一道进入幽静宽敞的客厅。

黄镇为了接待好基辛格，他立即和国内联系，询问接待方式和谈话的要求。在北京，基辛格曾对周恩来说：“如两国关系中有十分重要的事，我将去巴黎会晤黄镇大使。”因此黄镇知道基辛格此行，一定有要事相商。

入座后，黄镇请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喝中国茉莉花茶，吃荔枝干和杏脯。

黄镇的目光扫过基辛格的高鼻子和大眼镜，愣了一下说：“我们好象在戴高乐将军葬礼上见过面？”

中国使馆为基辛格的到来，准备了丰盛的中国菜肴。见到桌子上这么好的中国菜，基辛格食欲大增，说：“很高兴，又喝到茅台酒了。”

基辛格剥了颗荔枝，嚼着说：“是的，当时我就想和中国大使说几句话，但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是的，那时时机还不成熟。”

“但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基辛格说。

黄镇对基辛格的表示感到满意。

黄镇表示：

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黄镇与基辛格第一次见面，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基辛格对中国初次访问的印象，特别是对周恩来的印象。

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时，在北京停留了仅仅停留了48个小时，却用了17个小时同周恩来直接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

回国之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说：

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

黄镇斟满了茅台酒，提议为中美关系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一杯酒，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然后一口气干了。这时，基辛格说：“又喝到茅台酒了，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饪。”

基辛格回忆起和周恩来见面共进晚餐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过我不知道周总理用来同我干杯的杯子里，装的是茅台酒还是白水。”

接着，黄镇放下酒杯说：

周总理已同意这么办。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你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而飞往上海。

基辛格愉快地点点头说：“我准备先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镇留神倾听着基辛格所说的意思。尽管黄镇对基辛格十分尊重，他还是有反驳说：“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难以接受。”

基辛格还是固执地争取说：“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充分信任。”

黄镇点点头，算是回答。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我们万一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你们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8月13日晚上，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驻法使馆，进一步讨论尼克松访华时间等具体事宜。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拟定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为了中国便于答复，美国提出了两个日期，供中国选择。

黄镇想了一下，说：“我立即向国内请示，然后向你通报。”

9月13日，基辛格第三次到中国驻法使馆，讨论尼克松访华的时间。

黄镇说：“我接到国内指示，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还是请你到北京后和周总理当面商定。”因为林彪事件，国内准备推迟尼克松访华的时间。

基辛格表示同意。

“尼克松总统在访华前，将不同苏联领导人会晤。”喝了一口咖啡，基辛格又说，“一旦定下总统访苏日期，就通知中国。”

黄镇点点头，不置可否。

9月29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我国驻法大使馆。

符浩与黄镇大使说笑寒暄一番后，暗示说，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

黄镇微笑着领他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步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

符浩带来的消息，使黄镇格外兴奋与激动。

这个消息便是中方确定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具体时间。

他俩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黄镇突然一拍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对他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回到房间里，黄镇打开了所有的灯，满屋灯光璀璨。黄镇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黄镇告诉符浩，这瓶酒已珍藏多年。杯中的酒液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

符浩事后回忆道，这是他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中美双方通过黄镇的巴黎渠道，彼此之前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第4章周恩来热情接待基辛格一行

1971年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好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

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4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然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几次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十分期待再次会见富有魅力的周恩来。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等4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

当天中午基辛格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

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最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其实，基辛格等人这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十分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在后来的谈话中，周恩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10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

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

轮到美国国务院詹金斯时，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你22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周恩来接着说：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做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引出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笑着说：

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他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恩来还说：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诚恳、贴切的话令基辛格一行很为钦佩，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高兴地端着酒杯，特地走到每位美国客人前，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都一一握手、碰杯。

周恩来特有的品格和魅力，再次感染了大家。这时，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早已烟消云散。

第5章中方拟出中美联合公报草案

1971年10月20日晚，基辛格刚到北京，便把美方起草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报呈交给周恩来。

基辛格带来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老一套的惯例起草的，他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

当晚，中美双方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念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谦虚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周恩来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材料嘛！”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大度表示钦佩，他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嘞。”

接着，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1972年2月20日和3月16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接着双方还讨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

10月24日，中美再次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明确地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打算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接着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为了缓解气氛，周恩来微笑着逐个看了大家一眼，说：

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为了保持尊严，坚持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中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中方草稿。周恩来笑着说：

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中国人交出的公报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这样，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会场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立即指出：

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说：“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抓住时机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为了保密，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这时，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秋风吹来，带来几许凉意。

美国代表团成员霍尔德里奇说：“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沮丧地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也陷入沉思。他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会谈情况告诉尼克松。他转而一想，说：“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接上话说：“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他说：“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作法。在接受中方提出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

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象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1971年10月25日上午，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之后，中美双方又开始了会谈。

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提出了问题：“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问：“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正指出：

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基辛格又说：“所以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做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认真地听完基辛格的话后，严厉地一挥手说：

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基辛格感到周恩来很真诚。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着：

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但是，在双方的谈判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还是让会谈一波三折。

周恩来摆明立场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周恩来提高声调说：“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

这时，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地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恩来停顿了片刻，调节情绪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周恩来再次坚决地指出：“现在我还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双方都严肃地对望着。

这时，周恩来放低声调说：“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

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铅笔消减尴尬。

周恩来抓住时机，坦率地说：

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是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词，都是20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讲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使他更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基辛格意识周恩来已经不会再做退让，也意识到第二天离开北京的时候，没有取得成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飞回华盛顿。

基辛格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在大厅角落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基辛格回到座位上，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了不少，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接着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笑着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在后来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周恩来在谈到每一问题时，都是从历史谈到现在，全面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对此，基辛格十分佩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

我很欣赏周恩来杰出的品格。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10月26日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

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博士，我看不见得吧？”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时，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吃惊得愣了好一会儿，接着是一丝苦笑。

周恩来这次与基辛格会谈，商定了尼克松访华的各项细则，对中美联合公报的框架达成了基本共识，周恩来再次运用高超的外交智慧出色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使命。

第6章周恩来与黑格谈判接待问题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之后和尼克松访华前，巴黎渠道变得更加繁忙，沃尔特斯将军几乎天天光顾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沃尔特斯将军迈进使馆客厅前，发现中国人也开始为他薰香了，这标志着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又提高了，于是，他脸上堆起了笑容。

沃尔特斯曾根据白宫的指示，通过渠道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理查德·费史图和约翰·唐内，这两个人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已被监禁了20多年。

沃尔特斯转达的讯息是，倘若中国能作出姿态，释放这两个人，美国将不胜感激。当时黄镇大使答应转达这个讯息。

11月的一天，沃尔特斯又找到黄镇问及此事：“如中国能在释放他们，提前几天通知美方，以使总统出访前更好地准备回答公众可能提出的询问，我国政府将对此看作是一个不寻常的善意举动。”

黄镇说：“根据两人在狱中的表现，我国政府决定于1971年10月中旬提前释放。”

沃尔特斯对这个回答很感兴趣：“对此决定，我表示深切感谢。”

接着，沃尔特斯把出席与中国人举行会谈的美方人员名单、飞行计划表和随总统访问的办事组人员名单交给黄镇，黄镇交给他一张尼克松访问的安排表。

沃尔特斯又交给黄镇一份新闻发布会讲稿和一面总统汽车的专用小旗。黄镇抖抖小旗，又用手捻捻，点点头：“这绸子质地很好，镶花技术也很精湛。”

黄镇又仔细和秘书交换对美国总统随行人员的看法，对随行人员和飞机数目之多感到惊讶。沿着这个思路，他警告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台湾有人企图击落飞往中国大陆的总统座机，而战机上则漆着我空军飞机的标志。很难断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提供你们注意。”

沃尔特斯说：“非常感谢大使先生的及时通报。我们已采取防范措施。”

黄镇伸伸指头说：“我国负责总统座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上的安全。”

1972年3月5日，是沃尔特斯住在巴黎的最后一天。当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黄镇得知后，坚持要宴请他。

在宴会上，黄镇作了简短的致辞。他说，沃尔特斯已成了他的老朋友，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俩至少已使两国的元首相互建立了接触，他们都是军人，这就使他俩更容易打交道和共事。

沃尔特斯在答词中表示感谢大使的好意和关照。

1972年1月3日，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

黑格叫亚历山大·黑格，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带来了18名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当时，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竟然要求把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8亿人。

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两方争执不休。最后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

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100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

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告诉齐格勒：

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他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1月6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时，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要把这个噩耗告诉周恩来。

谈判结束时，已经是深夜24时。周恩来已经很累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

周恩来望了秘书一眼，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恩来来服了药。秘书想让他休息一觉，然后再告诉他陈毅去世的消息。

在美国方面，马尔罗被当做总统的贵宾，请到白宫椭圆办公室同尼克松总统谈话。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著《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觉得很有价值。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做客。

马尔罗年已经70岁，白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做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当晚谈话结束时，尼克松亲自走出门外送马尔罗。他俩站在白宫北廊台阶上，仰望夜空，星光闪闪。

尽管深冬的夜风料峭，马尔罗在告别后没有马上上车，他又回转身来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伟大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当时，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了即将到来的中美高层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