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悟魅力 回望20世纪最后20年的学术思潮

今天我们不可能是从严格意义上来总结20世纪最后20年的学术史，有学者提议把“学术思潮”作为话头，看看是怎么“运动”过来的，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然而，我不想掩饰我的不安。在历史学界，有一种习见，还没有到达足够“沉淀”程度的历史，最好不要碰它。历史的审视，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深度；审视的清晰度往往是与历史时间的深度成正比。离地面太浅，是打不出清冽的泉水来的。因此，今天的议论，大概很难说得上是学术史的总结，最多也只是对近事的一种回忆式的聚谈，而且必然夹杂着我们自身带来的“主观偏好”。

一说到“思潮”，自然就会联想到“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那种“顺昌逆亡”的气象，以及风云人物、焦点事件必欲决胜千里的热闹场面。历史回顾的目光，很自然首先会被这种突出的气象和场面吸引住。但“思潮”与历史的实际演变并非都是平行前进的。事变强过思潮，有多少流行的东西被历史急转弯甩到了车后，冷寂的变火热，火热的又冷寂了下来。而且，不断地会有“意外”事件阻挡以致转移我们的视线，清醒抑或盲目，很难区分。正像“城头变幻大王旗”所形容的，学术的“流行”也是瞬间即变，“见异思迁”。若用中长时段的眼光考量起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创造，并非是由“排行榜”、“出镜率”或“点击率”等流行的指数来衡定的。流行与流传不是一回事。

与此相反，小江小河掀不起大浪，穿行于山涧小溪的声音，细小但清脆，却不免孤寂。然而，历史常常喜欢眷顾这种孤寂的小溪，里面有真正闪光的东西沉淀了下来，被后人珍惜。当下的眼光与历史的眼光之间常常出现巨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在作怪。数十年、百来年甚至几百年过去后，回头清理，才会发现哪些预期落空了，哪些预期说准了，此时学术史的评判才可能获得一种可以在历史时空坐标上找到对应位置的感觉。我想还是应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谈起。粉碎“四人帮”是历史大转变的契机，但真正的思想解放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能亲身经历中国学术史上这一段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性转折，可以说是三生有幸。或许对此前非正常时期的学术境遇，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历史专业学生和青年助教，耳听目睹不少，有较多感性的认识。鉴于前后情景的强烈对比，倍感这一转折得来不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至少在我是这样，直到事变发生之前，我连想都不敢想，中国真会有这一天，冲出文化的愚昧，对自身铸成的历史“孽债”来一次全面清算，还会有后来许多想象不到的变化。所以我个人回忆这段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古贤常说：“穷极而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使遭受最重大的灾难，命运如何坎坷，只要生气不息，又备受“肠一日而九回”那样特大的痛感，彻悟之后的能量总是特别的大。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感受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学术思想特征。尽管事后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有种种的检讨批评，甚至对它的肤浅（而不是像现在有人说的“浮躁”，浮躁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景象）感到不满，但我对那个时期的学术状态仍然充满敬意和怀念。这是一个民族的学术研究开始重新省悟的重要时刻。就像破晓时分，吐出肠胃里积存的污浊之气，人特别的清净纯真，所以也特别的有生气。这是一种混合着痛、怨、苦、恨诸种滋味，由衷生发出来的一股“气”，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一种大有所为的期待，一种突然迸发出来的活力。我想，没有经历这种前后强烈对比的新一代人，恐怕就很难完全体会这一特定时期学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一定要用很简练的语言概括这种“气”的特征，我想还是司马迁说的那段老话：“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乃“发愤之所为作也”。

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人的常用词作一个概率统计，或许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批判”，与此相关，频率不低的还有“打破禁区”的提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以清理过去为主，针砭“文化大革命”乃至更远时期社会“病灶”的时期。凡属以前习用的或争论过的理论、概念乃至断语，恐怕无一不受到重新的审视和批判。这一时期学人所思、所为的目标是共同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勇气，所以也是一个决心告别过去、祈求万象更新的时期。

与文学关心“人性”、“人道主义”稍微不同的一点是，历史学更多地把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解剖中国传统的社会运作体制上。我不反对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概括为具有浓重政治意念的“言说”。看起来显得很像是悖论：当其时，学人一方面鉴于以往积久的痛楚或教训，强烈呼吁学术应对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气氛中，学人将自己批判的重点指向传统政治体制以及为这种体制服务的其他一切附属的东西，学术批判的政治意向十分强烈，此为理之所必然。金观涛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政治一体化”的结构特征，就非常一针见血，打到了痛处。只有解构这种板结的体制，“变”的能量才得以充分释放出来。当时虽然也有人起来批判金观涛的观点，但在一代学子心里却深深扎下了根。我不相信，学术可以完全离开政治这样重大的话题。人文学术直接的与间接的，总要归结到对社会政治状态的观照与对话上来。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是最学术的，但无处不发挥出一个独立的学人对其当下所处社会状态（当然也包括政治状态）的观照，有其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想补充说一点的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几乎是在思想或理论准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由“拨乱反正”开道而较快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这种转变的突然性，反映到学术界，便是用以清理、批判的思想资源或理论资源比较贫乏，势不可免地带有许多历史惯性，也包括“五四”以来曾有过的种种认识习惯和论辩方法。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写过几篇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文章，也参与过农民战争史的重新讨论，现在回头再去看看，连自己也不堪卒读。尽管站的立场与之相对立，然而使用的思想资源乃至语言、文风，总有那种牵丝攀藤的味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拨“乱”之后的“正”在哪里，其实并不都是清晰的，分歧很快就会出现。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蒙”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我觉得这是从前面那种学术需求状态中应运而生的。例如对我个人学术转变影响最大的，最早莫过于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著作。这一时期我看了许多西方社会理论的书，也包括科学哲学的入门书，它们在我写的许多文章中都留下不浅的印记。我不想对当时“启蒙”功过作力不胜任的评价，但我必须承认，在深感思想资源缺乏的渴求中，“启蒙”对我来说只能首先是“拿来主义”。所以，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大量译介与评述，也包括类似“走向未来丛书”等书籍的出版，许多中西社会类型比较课题的开发，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的尝试，等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史上留下的不容低估的成果。即使它们还有食而不化的印痕，生搬硬套的幼稚，以论带史的旧习。但毋庸置疑，它不仅影响了一代人（例如恢复高考后的“三届生”），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后来能够较为成熟地理解、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奠定了基础。

去掉遮蔽是一种破坏，但更是一种精神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哪来创新意义的建设？这使我想起了顾颉刚当初发起“古史辨”运动的情景。顾先生举起“疑古”的旗帜，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就是要去掉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对古史的遮蔽。现在有些人只是抓住一大堆“芝麻”做翻案文章，却忘了顾先生当时怀抱的“西瓜”，古史研究必须有四个“打破”：（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是由“去蔽”而迸发出来的，有关中国古史宏观思考的火花，可以使人获得山外有山的开阔视界，循此前行，后来者自会开创出新天地。现在的大量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顾先生有先见之明。我们有理由说：这四条只是“假说”，在没有经过充分实证之前，学术的创新还未完成。但是，我们也可以不无遗憾地说，丧失了这种“去蔽”的精神，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即使面对大量新的材料，做了许多细微到某事件、某王年代的“实证”，结果又如何呢？学界好些人对“夏商周工程”不满意，原因就在这里。学术与思想这两个概念真的很难区分。学人不能没有思想，思想在学术机体里不断流动，学术才会有代谢更新的生气。从学术的个体来说，凡真正把学术看作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学人，“我思故我在”，有所思虑，故有所叩问，是谓之“道问学”。学问之道，其神圣的意义就在学人把学术看作是自身生命的一部分，是个人对社会观照和对自身拷问的双重奏。

把议论转到后十年，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或者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据说这是由对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得出来的。

那么，20世纪80年代究竟暴露出了哪些主要弱点或不足，需要学人反思的呢？

一种意见是，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系统或学术进路未能完全摆脱此前“左、中、右”的路线斗争总体框架，没有能完全走出意识形态笼罩的阴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非此即彼的现象普遍存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解决“娜拉出走”后的问题。这一种意见可以理解为侧重突破意识形态的“重围”，实际看到的是两种路径：一是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前贤的追寻和重估，希望由此恢复和弘扬本土学脉，继往开来；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由远而近，希望出现新一轮的中西融通，直至再演昔年“罗素来华”那样的情景。因此，与原先估计稍有出入的是，20世纪90年代，最显风光的依然是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言说的风格未见消退，只是加重了思想陈述的学术含金量。然而，待到转变为“主义”的激烈之争，那就变味了，在我看起来更像有些人争着要在政治上重新排队，这就与原来的预期大异其趣了。

另一种意见则偏重于学术方法论的检讨，不满于“以论带史”式的“言说”，提倡用实证的方法取而代之，这才是正宗意义上的由“言说”走向“学术”。在历史学那里，“让历史自己说话”的呼声高涨，傅斯年的“几分材料出几分货”被恢复名誉。

谁都知道学术无材料，难为无米之炊，但“材料”必须也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诠释者思维的处理。因此，重学术最终还是要归到讲究方法论的轨道上来。严格地讲，注意方法论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历史学那里，最早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入，曾经引起过不小的震动。那时叫“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后来还有新“三论”。影响最大的要算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论”，里面还有复杂的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那时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更有本能性的拒斥。后来好多人才算明白过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单线决定论的一次试探性的解构，是今天流行的“整体史观”说法的一次演习。可惜当时作者对历史学涉足还不深，材料大多来自二手，不那么成功。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书中许多洞见，是不少“围城”中的历史学家说不出来的，材料再熟悉也无济于事。

自然科学的方法能不能移用于人文社会学科？开始我对它抱有很大希望。后来有两件事情对我冲击很大：一是读了江天冀关于科学哲学的一本书，才知道在自然科学那里，逻辑实证主义也受到严重挑战。法伊尔阿本德的思想对我刺激最深。在自然科学那里，也没有绝对“白璧无瑕”的方法论。二是韦伯关于历史学是“理解”而不是“规范”的论述，这使我意识到认识对象不同，方法论自有显著的区别。但检讨这一段认识探索过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可以“沉淀”下来：（1）中国缺乏逻辑学的学术传统和习惯训练，实在是一个大缺陷。西方各种思想相互争胜，波澜起伏，到现代很少有能独领风骚几十年的，但在他们那里，有许多共通的规则是不需说明的，已经内在于他们学术之中，成为一种“本能”性的前提。（2）告别牛顿的经典力学时代，也就意味着人类终于认识到终极真理只存在于永无止息的追求之中。谁宣布已经“终结”了科学，谁就很快会受到历史嘲弄。（3）与“证实”原则相比，“证伪”原则对科学革命具有更强的推动力。怀疑的态度，为学术变革所必需。

我觉得没有必要将“学术”界定得过于狭窄和单一。学术，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学人的一种自由的精神创造。具有原创意义的精神创造，才可能在学术史上沉淀下来，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某种晶体。以这一标准严格衡定，说实在的，很可能一百年、数百年才出现几个。中国古代有过，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这样的高标准，明显与我们讨论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无涉。

如果我们把学术标准限制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来议论，有以下几条可以考虑：（1）“思想”不可能淡出。与此相反，我认为，思想恰恰是属于学术的灵魂，或者说是气质、底蕴一类的关键要素。不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对人与社会的境遇毫不关心的“学术成果”，严格说来是不会被人文学科的学术史认可的。这种讲求义理的传统，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则叫做“传道而明心”。刘知几论史，史学、史才、史识，即以史识为最贵。（2）现在我们谈“学术规范”，潜在的前提更多的是来自西方学术传统。说得简单粗糙点，它不外乎必须满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三大条件，其操作程序则先得提出假说（论点），然后通过严密的论证，使自己的假说与事实陈述之间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说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证实与证伪得以成立。这个大原则，在中国虽然没有那么精细复杂，但精神也是相通的，叫做“理由事出，事理不违”。在人文学科，“假说”的意义往往是与“思想”相通的。正是在面对事实、面对人与社会境遇的大前提下，“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批判精神、批判功能，才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性。（3）“言为心声”，学术由心底流出，道德文章两不离。这点连康熙皇帝也懂得，他就批评许多理学家，行不顾言，言不顾行，贬之为“假理学”。（4）“务去陈言”，“言前人所未言”，就是今天常说的学术贵有新意，最高的境界是具有原创性。四条齐备很难，但应该是学人追求的境界。

我们最常犯的大毛病，倒不完全在于“空疏”。真正空疏的东西通常都不会被当作学术成果来估量的。学术研究理应占有尽可能多的事实或资料，虽未必都能穷其所有，也必须穷其所能。但在表述上，未必资料越多就越好。试想同类资料不胜其烦地罗列一长串，同义重复，拖沓累赘，有什么好？我以为，对材料（事实陈述）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顺昌逆亡”，才是最可怕的。其遗毒至今洗涤不尽，时有所见。举例式的论证最容易，也最危险。只讲“证实”，不讲“证伪”，千万个事例中选择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不要太多，这算什么本事？！为什么要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事实陈述？这在“主义”之争中也存在；我对何清涟有好印象，就因为她敢于直面现实。除了阅读、调查不及以外，若有意回避，就有心术不正之嫌。如果“学术规范”变成刻板的死条文，只能对学术发展有害；假如是指向上面所说那种时弊，我以为对改善当前学风会大有好处，应该大声疾呼。

从学术内在的发展脉络看，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方面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的延续与深化。不满足现状，是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接着说下去”，由浅入深，是一种延伸；扬弃旧思路，转换新视角，也是一种延伸。特别是在学科交叉渗透、中西历史文化比较被较多采用之后，许多课题的视野开阔，有耳目一新之感。从史学说，假如20世纪80年代在反思和批判方面，中国古代史还能保持传统的优势，比较活跃，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现代史则异军突起，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当然现在这么说，为时还过早，但至少可以看作未来史学研究重心转移的先兆。这些年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络的揭示，更多的是深入到了自身内部去探寻究竟，诸多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前后经济乃至延安整风、“大跃进”，等等），前因后果细节的重新梳理，已经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给人一种突破重围或者拨开迷雾见青山的希望。例如高华，他有敢于去蔽归真的胆略，使用的是公开常见的史料，运用的是最传统的排比对勘、辨伪纠谬方法，非常朴实，其学术成果却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强度，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再一次说明，考据贵有义理（早先清代的戴震，就是这样），史德和史识对一个史家是何等重要，去蔽证伪、绝假纯真才是学术创新的大前提。我看外国科学史，有一个很怪的现象，那就是一有重大科学发现，往往会有人出来急于宣布科学研究已经“终结”。实际上，不需太久，这种科学神话又会被新的发现打破。20世纪哲学重心似乎有所转向，从主体论转到认识论，转到个体认识与群体认识的互动关系上来。这一点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完全接上茬。不少人是冲着瞻仰哈贝马斯、德里达的大师风貌而挤进讲堂的，听后却一头雾水，不是别人没有讲清楚，而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陈寅恪有很传统的一面，也有很“新潮”的一面。例如他对隋唐制度渊源的新见，就来自西方人类学的启发。高超的地方，在乎他运用起来了无痕迹，今人少能企及。古代的学人传统有两个层面：一是正心诚意，一是治国平天下。陈寅恪自己从不想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操作，但他是用“正心诚意”去观照或者批判“治国平天下”之术。讲“治国平天下”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与“正心诚意”相贯通，合则仕，不合则隐，这叫做人格统一；反之，则是人格分裂，或者是双重人格。前者实在是凤毛麟角。陈寅恪为什么要把晚年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写《柳如是传别传》上，我一直没有想清楚，觉得是个谜。朦胧感觉他选择明末清初一段人事，见识实在高。大凡朝代兴亡之际，荣辱离乱交织，人性的各个侧面显露得最为淋漓尽致；研究世道人心，这是最好的舞台。我甚至胡乱猜测，书中有关人事的各种细节，都在他自身生活中有对应物；相关爱、恨、怨、怜诸情状，皆尝亲历或亲闻，托之于写史，寄其一生之所思。若有兴趣，不妨像红学索隐派，做一本《柳氏别传索隐》，也是一种读法。陈寅恪后来的遭遇，说实话，在老知识分子那里还不算是最惨的。但他对政治确有一种天生的反感，这与他的家世背景大有关系。

讲到这里，我想转入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学术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许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走向出现许多意外变化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市场经济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招摇过市、路人皆知，在中国是一个特大的历史事件。身处其中的学人不能不深受其影响。

很明显，知识界的生存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变。知识界的生存方式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急剧分化。出走的不少，留在学界的，其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或快或慢地受到市场经济因素渗入的影响，也越来越现实，很少能超出“六界”之外。特别是在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开始履行市场经济规则之后，完全不为所动地“洁身自好”者比过去更稀有、更难乎其难。当年“人文精神失落”讨论的发起者确实最早感到了这种压力，其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估计远远不足。

另外一点也十分重要。市场经济实践造成的社会效应开始逐步显示出来，成为可以多角度、多侧面研究和议论的对象，并迅速进入了学人的视野；与此同时，国内外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更是激活了与这一话题相关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道路的争论。事与愿违，学术的政治意味淡不下来，却又多出了商业意味。

这种变化绝不是用好与坏可以简单评判的。我认为，下面两种现象可以研究：一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多，“面市”的频率加快，“总量”也在不断放大。特别是在从国家到单位各级课题物质支持力度和管理压力增大，以及各类研究生迅速扩招之后，可以预计，这种趋势将会呈继续上升的态势。乐观地说，质总是需要有足够的量做前提的，量变包含着局部质变，会对学术发展有利。各类研究的课题，无论是从更多新学科的产生，还是从学术分支领域的扩展等方面来看，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改观。悲观地看，“学术规范”畸变为学术打假，这也反映出学术受到利益诱导的压力加重，能否保持人文精神和严肃治学风气，将成为未来中国学术成败利钝的关键。

二是直面中国和世界现实，围绕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学术研究，正在而且必将成为重头戏。诸如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乃至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国内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与决策方向，等等，固然与百年来有相似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界与中国格局的变化现实相联系，有许多未知的因素有待学者猜测、判断。我不认为在这种变化面前，人文学科就无所作为，但必须及时弥补只重视思想文化而不重视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相互关照的弱点，特别要改变对社会经济与制度建设不热心的旧习。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社会转型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日益深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有了百年来不可比拟的创造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将会有更多的学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这是可以预期的。同样，假若缺乏基础研究的扎实根底，缺乏人文关怀和长远的考虑，目光短浅的决策或诱导受到事实的严厉惩罚，也是一定的。我觉得，如果是学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人文素养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基于事实，“绝假纯真”；要基于对人类全面自由发展总目标的关怀，必须不褊狭、不极端。学人与政治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更着眼于长远，不应该为一时、一地、一己的功利得失所遮蔽。

与此相关，当学术研究面对现实许多不确定因素之时，从各种不同情景出发的判断将变得更加混沌不清，因此争论也变得更加多样和激烈。“主义”的争论是如此，“问题”的争论何尝不是如此？2000年围绕“股市”，经济学家吴、厉之间的大辩论，扰动了多少人的心，以致经济学界有“多事之秋”的感叹。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经常受到急剧变化的现实的严峻挑战，因此学人也不要过分自信。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学者应有的风度，而且是学术发展的命脉。我觉得，学术界因意见分歧，只要不是“朋党门户”之见，可能会带来我们一直期盼的学术发展的“张力”。这种时候，政府方面选择什么，是它们的权利，但对学术争论的行政干预应该越少越好。学术史证明，凡是学术呈现出的“紧张”，具有极大“张力”的时候，学术的繁荣与重大变革就可能发生。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