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祷的悲哀1

餐桌上

一幅餐桌的静物画。

干净的白色台布上，放置的东西除了那把精致的刀子，全都点在画题中了。柔和的晕黄的室内光，让画家着意聚焦在桌子上，高度的写实，使所有的静物犹如后来才出现的摄影。

面包，焦红的表皮和截面处的细白，都表现了适度烘烤后的松脆和酥香。横躺在银亮的椭圆形的平盘里的鲱鱼，在文火里已经失去了水分，熟缩之后变得容易撕嚼的韧软；脊黑肚白的扁长的鱼身上遍是冒出的油泡，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暗红的球体的石制酒罐，已经把酒倒入了高脚的杯子，便退居到稍远的边缘。盛酒的玻璃杯突出地立在桌前伸手可及的地方。棕绿色的杯子，透明而朦胧。久经窖藏的黑红色的葡萄酒，黏稠、醇厚而清冽，飘出一丝丝玫瑰香，似乎在以它爽口的质性感应着舌头上的味蕾。吃的、喝的、用的，摆放得随意、自然而紧凑。金黄的光映沐在台布上，映着所有的器物、食物，映进酒浆，并且透过那玻璃杯的球面，经过反射又温照到墙上。光由强到弱，又过渡到暗影，有着明显的层次。那光，明亮但不浮耀，辉煌里有着深沉；或许因为桌子前后的浓黑，对光的衬托、吸收和制约，画面的光影里包含着一种安适和宁静，正等待着那位即刻就会来到的就餐者。

桌子仅仅用了半边，台布因此也是折叠起来后铺用，而杯里的酒恰好也是半杯。看着这幅静物画，人们会想到，无论所吃的，还是为了吃所用的，都不低廉粗疏，但也不属于珍贵的，更谈不上奢侈。所有之物内聚而不铺张不是只为了吃而草草了事，有着讲究，但在量上又比较适当。从中可以看到就餐者生活的质量，并能想象到他的拥有物。

绝不是贫寒之家的寻常饮食；就餐者应是一位中产阶层的人士，生活富裕甚至阔绰。虽然无法推证那将至的就餐者的社会背景和身份，但从画的色调透出的平和、闲适气氛看，他显然没有为食而虞的迹象。

吃与喝，虽然是所有生命的必需，但是唯有对于人绝非仅仅止于生理需求，而是同时关涉着肉体和精神。除了满足饥渴的欲求，还有口舌之福，在吃喝的快感里还有心理的愉悦，人在这种快意的体会里也暗自认证着自己的富有和尊崇地位，因此，吃喝的行为也表露着他的操行。在与本画同时代的有关餐桌的静物画里，有的描写堆积的山珍海味、猎杀的山鸡、老大的牡蛎，锃亮雅致的银器和刀叉，闪烁着冰一样的光泽，酒瓶和杯子镂金错彩，甚至在空处撒着大把的金币；有的则描写用餐后桌子上的狼藉，随便啃过的硕大的面包、咬过几口的牛排，就那样弃放在那里，洒下的酒液涔涔流在污迹斑斑的台布上。在这里，就餐者已经不是在吃喝，而是在享受着家境的优越。他已经把吃饭变成了炫耀与排场，在满不在乎的挥霍中告白着为富后的不仁，就和他在其他场合做其他事情时的放浪一样。在本画中，主人虽然并不匮乏，但画中透出的风格却是收敛的、节制的，主人似乎在吃饱和吃好的限度上把握着自己，把内在的需求定格在中和之中，有着一种理智的约束，隐隐流露出家庭的和社会的伦理。

人无论阔绰还是相对贫穷，饮食总归是生理上的行为，当食物不再因为果腹而逼紧着存活之后，它就会明显表征着人对自我的择定。唯有节制，人才会成为自己的主人。古希腊神庙里，除了刻有“认识你自己”之外，还有“凡事勿逾度”的铭文。德谟克里特也曾经说过：“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乐的节制、对愿望的制约及避免对世俗占有物的竞争而获得的一种安宁快乐。”节制是人在凡事中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是谨慎审视后的自律，放纵却是非思的。节制类似于东方哲学里的中庸，它不是过分的自虐，而是双极之间的中和状态。唯有节制，人才会感到幸福的持久延续。缩定在吃喝中，中和乃是可欲、可意的适宜，是薄饮之后的微醺，是疏食完了的回味，它原本是不值得虚荣与夸耀的。古代的禁欲思想，有着合理的因素，这正如舍勒所说，它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以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从单纯、平凡的事物中获得最高享受的能力，会带来安贫、顺从、贞洁、冥想世界和神性事物的诫命”。

画家彼得·克拉斯，荷兰人，生活在十七世纪。这正是新教伦理流行的时期，初萌的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路德和加尔文两位思想家，对传统教理进行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当然是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仅仅靠祈祷、靠空头信仰是无力的，唯有靠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才可以赎救自身。他们都倡导今生的务实和尘世的躬身，反对那种带有狂想和极端的精神幻想。为了更多地积累财富奉献给上帝，人就要节约、俭朴、奋斗、坚韧、守时，并将其作为最高美德。适当的休闲是必须的，但绝不可以放纵。因为一旦放纵人就必然会心生旁骛，甚至会沉湎于享乐。如果为享乐所迷，人自然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戒惕，他会怠惰，怠惰就会使他滑入罪的渊薮，重新归诸恶中。加尔文就严厉地告谕人们：“富裕带来自我沉溺，淫乐使人松弛。”因此，一张餐桌上的陈设就足以表明，任何超过了需求界限的剩余，通过糟蹋饮食之物，其行为也就亵渎了生活的常理，从而破坏了只能从朴素和节制中才能产生出来的和谐。英国美术史家诺曼·布列逊高度赞扬了这幅作品，他甚至从这朴实无华的意象里，从闪烁着古意的情调里，看到了古希腊哲意的一种思想。因为唯有在这一层面上，人与人之间才会变得亲切、和睦与平等；在这近乎一般性的食物里，人们找到了普遍而广泛的认同。

在任何社会里，实际上只有财富才会导致并造成等级，设置出人际的和群际的错落差序。过分地追求财富造成了贫富的尖锐对立，在朱门和蓬舍之间，会产生蔑视、傲慢、侮辱、忿怼和不平，亲睦为不相容的矛盾所破坏。然而追求财富乃是社会、家庭和个人私欲化的天职，因为它是人活得幸福的首要的物质所在，所有生活的快乐感，哪怕是幻想，细细推究也都黏附在它的实体上，就像做着美梦必也要有让身体舒帖的眠床一样，甚至就是一堆松软的铺草。

财富对人是与生俱在的，因为人首先就是自己的财富。

吃的、穿的、用的、积蓄的、贮存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因为财富不仅具有物质的形态，还包括人特有的天然的权利。

人们在创造财富，任何属于他的财富（转称为财产）都是他意志的外化，那里打上了他个性的印记，或者说，是他身体的延伸。财富的增量和增值也在扩展（反之则缩小）着他生命的边界，他决定着可让渡与不可让渡。

但是，追求财富之心也是有度的，梭伦曾经说过：“财富无止境，贪欲生狂妄。”因为财富最终以自身为目的，当它达到一定的存量后，也就愈加激化了占有增量的渴望。这时候财富就会从生活的凭靠走向反面，变成统治追求者的力量。卡夫卡犀利地诠释道：“财富意味着对占有物的依附，人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通过新的依附关系保护他的占有物不致丧失。这只是一种物化的安全感。”以财富来保住财富，就只能无休止地去追求、去夺取和占有，只有使财富达到最大化，才会经得住它的任何可能的贬值和流失。这时候，人就会燃烧着贪婪的目光、变态般的激情，甚至不怕触犯刑律、甘冒杀头的危险，伸开他章鱼般韧长的带着吸盘的腕足，去死死缠住所有可得之物。我们的祖宗很早就看到了逐财如何从开始就潜藏着一种病毒。人的天性是静的，之后便感于物而动，并由物诱化了好恶。一旦“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而且“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人就被物异化，人化于物，人也就同于物，便会“灭天理而穷人欲”，最终就有了“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礼记》）。至今，它们依然有着警世之效！

聚敛了大量财富之后，人就有了显赫的地位和名声，也自然有了张扬、佚奢的资质，甚至就在一张餐桌上，哪怕那餐桌就放在自家豪宅的厨房里，也要以铺张进行为富后的自淫。在这种自淫中他有了一种成就感，以自己的破坏、糟践来表明能力的超群和卓越。但他不知道这已经践踏了世间之仁，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其他人的失去，他造成了他人的亏贫，即使他取之有道，也失德了。

财富应该是与人的幸福等值的，当财富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人的基本需要后，它的边际效用便开始递减并接近于无。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而当财富剧增到人无力守护直到为它而忧虑的时候，幸福又是什么？当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列出了一个幸福的方程，那就是效用与欲望之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而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

效用乃是消费物品的满足程度，它与幸福同比例变动，而欲望却与幸福反比例变动。当欲望无限大时，幸福就会无限缩小趋近于零；而当欲望与效用趋于同值，约等于“1”的幸福，就是人的心理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也就是中和状态，它意味着人的知足、约束和节制，而不是欲望的膨胀。

彼得·克拉斯的这幅画，的确很古典了。时至今日，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依然是这个世界实际的主宰者，他执着盘蛇手杖和金钥匙，足登生翼的高筒皮靴。这位财神爷又兼任着贸易和信使。尤其在今天的新经济时代，这位神的所有意蕴更加充分地应验了，那就是开放、信息、速度、流通各种功能的兼有，只有这样才能用金钥匙打开财富之门。

在整个世界进入了经济循环之中，赫尔墨斯便迅速在各处显灵。没有哪个时代能比今日更加“唯物”：在供求之间，物流追赶着时间，商品快速地集散；生产者细分着市场，精心核算着成本，他们最盼望现金翻倍回流，也最惧怕仓储积压，招来“滞胀”之灾。当促销、营销以各种方式刺激购买者眼球的时候，先前被人贬斥、谴责的浪费就不再被看成心理的紊乱和败坏，“美德不再只从属于节俭”，“购买成为一种经济‘责任’”（杜威）。社会就是要以高消费来疏通它的胃肠以防梗阻，来维持机体的有效运行，并且以乘数效应达到它的繁荣。这也应了古代陆楫的明断：“予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今天甚至有人言：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的情况下，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

于是，最明显的可以从就餐看到消费心态的生动写照。

在珠光宝气的宾馆里，在豪华酒店的雅间，装潢高贵的四壁，漆亮的桌椅和精美的用具，色香味俱佳的馔肴，烹调与工艺的完美结合，鲜花、灯光和轻柔的音乐，甚至还有丽人侍陪。

这与其说是为了饱，不如说是为了“醉”。在此就餐，除了生意的需要，也因为人情，更由此体现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在差别的现实中显示贵尊，一场酒宴就是一次优越仪式，在觥筹交错的快意中为自己因富而有的特权在心理上加冕。甚至满嘴酒气傲慢地从轿车里钻出来，摇头摆尾地搂着他的女人。

日裔思想家福山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丰富之后，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已经不在于需求，而在于未能遂愿的因为位置和竞争取胜所产生的被承认感，而唯有这种感觉才会在显眼的场所让人刮目相看，产生无形的溢出效应。所以，人们就要拼命赚钱，然后再大把地花掉。

每当时过境迁，生活总要暂且淡化、悖反、否定一些曾经为人所崇尚的理念，但是岁月从未有过彻底埋葬的能力。

虽然传统的节俭不再为财神所青睐，但是，即使世界发展到真如列宁所说的用金子铸造厕所的时候，纵与禁，恐怕依然是人立身的两难。只有清醒地循着内在的归宿，寻找到心灵的均衡状态，才能在生活中体会并享受到一种中和之美。重读彼得·克拉斯的餐桌，从他那淳厚的诗意里，从那非常世俗的情景中可以感到一种清朴的理性。“智者的目标就是生活方式的完全理性化和经济节约化。”（富兰克林）我们应当明白，生活不会没有一张餐桌，而人生也可以成为一场盛宴。

晚祷的悲哀

落日的余晖呈现出微暖的橘黄，仿佛带着神赐的福意在天际散射开，也流溢到匍匐的土地上。那夕照，虽然有着些许的灿烂，将空中静浮的云絮、云缕映成了绛红，却为黑色的厚云所阻碍，使得从地平线上闪耀的光芒含有了黯淡。暮霭和着地气，融成了潮湿的灰青色，越来越浓地笼罩着大地。白日的喧杂开始平息，渐渐转入了静谧。该是鸡禽入埘、牛羊入栏的时候了，依稀从远处的村庄的高树上，听到了雀鸟的聒鸣。近处的经过翻耕的田畴，一犁一犁排开的覆卷的湿土，如微微的波浪。不远处，隐约看到散乱的绿色的草堆，或者是挖土豆之后留下的秧蔓。四处越来越暗，已经看不清村庄和林灌的轮廓，唯有那座老教堂矗立在那里，尖尖的塔楼直指向天空。

就在这时候，那塔楼上的钟声响了，“当--”“当--”，沉重的、宏穆的音律，随着那钟锤的第一声敲击，刚刚入静的大地仿佛悸动了一下，立时就进入钟声的迷茫里，它的脉息就随着钟声起伏。钟声，以缓慢、有力的节奏，一声一声从教堂那里响起，一轮一轮，一波一波地向四周扩展着，扩散着，召唤着四周远近所有的信徒。那对年轻的夫妻虽然早过了收工时候，但是依然在忙着刨收土豆。听到钟声，几乎本能地放下工具，迅速站定、低首，默默地向上帝做着祈祷。

钟声依然咣咣地响着，它震颤着的水轮状的肢体，以它特有的音质，和黄昏的沉郁、凝重，和残照的光与色融合起来，在天地间恰适的高度上荡漾着，纷乱密集地撒下它谶语般的音符。那钟声的无解性，在空间的无限性和神秘性，以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感召力量，震撼着凡世间所有的灵魂。两位祈祷者就在逆光里站着，并为钟声所浸围。他们的身影高大而庄重，正好与地平线相交成两个十字架。男子的双腿微微分开，低下头去，两手提着刚从头上摘下来的破帽子，脸与胸完全隐在背光的黑暗里。那女子侧应着夕光，双手并握靠在胸前，头向前倾着。两个人的姿势，细看上去并不自然，反而显得僵硬而笨滞，似乎仓促站好心神未稳就立即进入了沉默。但从他们的姿势和表情中，可以看到从心底透出的卑顺和安从。

出身于农民的法国画家米勒，一直如所有的农民那样，耕作在巴比松的土地上，生儿育女并且终老于斯。他从小受祖母的影响并且铭记、遵从着老人的教诲：首先做一个基督徒，信奉上帝，把教义中所包含的人道情怀深深根植在生命里。同样的生活遭际和体验，使他直接并深刻地理解了法国农民的品质和命运：他们仁慈、善良、懦弱、隐忍，在田地里耘耕不辍，艰苦地播种与收获，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的压迫；重重的赋税把他们的腰都压弯了，但他们还是在无望中挣扎，偶尔有几声叹息和呻吟，透尽了世间无限的凄楚和悲凉。

米勒就是要描写这些“不说道理而充满生命的人物，不叫喊不絮叨而强于忍从，未尝敢追寻那意义而紧握着人生定规的人物”。

这些最卑下、最可怜的人们，就如这两位年轻的农民。

画中微仰的角度，使他们的身体有几分挺拔。男子的脸是瘦削的，头发粗乱，高高的鼻子下是缄默的嘴。穿着开怀的小袄，刚过肚脐，几乎系不上扣子，袖子又瘦又短；而那破旧的裤腿也高高缩离开双脚，一双笨重的鞋子沾满了泥土。那女子，穿着又厚又硬的暗红色的棉袍，显得臃肿而寒碜，虽然衣着如此，但为了劳作时不致磨破，又用破围裙护起来。

与身体相比，他们的脑袋略微显小，这是经年的体力劳动所致：自小就开始的几乎没有休歇的辛劳，使他们的骨骼强壮了，只有这样才能抵得住生计的付出，耐得住无奈的饥寒。

而土地需要劳动者的，也只有这些了。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与命相等的依恋：“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孟德拉斯）自然，祖祖辈辈相同的命运和遗传，头脑的功用渐渐弱化了，他们没有文化，也不会受到什么教育，更不会去寻找什么人生的、生活的意义，只要相信上帝就足够了。只要记住几句经文，也就明白了穷困的缘由。

他们穿着如此，吃的又是什么？是土豆，口袋里、篮子里那些沾着黑土的土豆。他们就靠咀嚼这些简单的甚至可能不充足的食物来填充肠胃，再转化成耕种土地的力气。所用的几件工具，一支铁叉竖插在地上，一只树条编成的小篮子，再就是一架矮矮的小轮推车。使用的工具同样粗简而原始，勒鲁瓦-古兰曾经说过，人是“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工具的作用就是最直接地延展四肢的功能……因此工具仅次于身体，最彻底地与自我合为一体。”（齐美尔）工具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的程度，这程度也证明着他的生存质量。落后的工具也标志着落后的生活。这对年轻夫妻，他们离幸福还那么遥远。

但是，他们还要感恩于上帝，还要向主进行谦卑、虔诚的祈祷。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今生的苦难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注定如此的。它是神的意志，人只有履行考验，只有静默无怨地接受、忍受，才会在来世进入至福至乐的天堂。每日向晚的钟声，都是上帝的一次莅临、启诫和导领，是一次完美的抚慰。看那钟声里的女人，温柔、善良，脸上充满淡淡的哀愁，但又有着无限的恭顺。她完全沉浸在钟声制造的幻境里，仿佛圣主的灵此时正在天地间飘动着，在黄昏的橘黄的和淡红的光芒里，似乎翔飞着无数洁白的天使……祈祷，低默地做出的最简单的仪式。信徒就以这简化的仪式向着上帝展开了自己。祈祷的过程是一种寻找，也是一种在冥想中的发现。它“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祈祷就是跃入消逝与产生之间的改变一切的弧光中，完全融进弧光中，把它无法估量的光包容到自己的生存这张极易破碎的小摇篮里”（卡夫卡）。那低低的从唇间念出的祷辞也是独白，在寂静中恍惚产生了一种倾听，那虚无中的上帝仿佛在这独白中悄悄临近，变成了一种确在，正在以悲悯、怜爱和理解的目光看着这些苦弱的垂下头去的子民。在这之前，人们只是渴望的东西，这时仿佛成为活生生的真实，人在经验着超验的高贵和亲切。独白变成了与上帝的交流和沟通，甚至与上帝相拥合。在全神贯注里，他会感到刹那间摆脱了世间所有的穷苦、艰难与忧伤，远离了孤独、孤弱和无助身心沐浴着神的惠顾的光芒，肉体变得轻松而透明，因为，福祉已经被天父预定在未来。

恩格斯曾经满含同情地看着这些难民，如是感喟：他们虽绝于物质的解救，却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他们追寻意识上的安慰，以免完全绝望。基督教乃至所有的古老宗教，都是属于苦难者的。当生活的重负压得人们筋骨欲要折断，生存的环境恶劣、残酷而且人无力改变，希望依然渺茫的时候，基督教虚幻的末世神话，许以此生之外的天堂，好像从黑云的空隙投给苟活者一缕阳光。它在讲经的圣坛前，在礼拜日燃起的一盏盏白蜡烛的光晕里，在定时的简短的祈祷中，让人暂时忘却或者排遣了百结愁肠，释化了积压在灵魂中的悲凉，也算是麻木中的一时的憩息。宗教，的确是苦难者的呻吟，“是人民的鸦片”，使人们在醉感里想象着最终的救赎，虽然今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得到应兑，但它却在维系众生世世代代的挣扎，使其不至于彻底沉沦。

马克思也认为，那时的法国农民，同样是社会阶层中最低下的弱势群体。自古至今，一辈一辈，以仅有的或者租来的土地为生，在一小块粗糙的土地上终生经营。土地使他们彼此分散着，因此也孤立着。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向心的集体，却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马克思在这里用“同名数”这个词，乃是看到了作为个体的农民只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他们没有文化，没有个性，没有深度，更没有思想。作为人所具有的天赋（本质）和应有的权利意识，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以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早已将其销蚀殆尽。他们的穷苦导致了愚昧和无知，他们不会反思，不会质疑和拷问命运。祖辈如此，也就潜在地变成了命该如此，只有默认和相信。于是，宗教就成为他们唯一的信仰。

然而，宗教并非只是“人民的鸦片”。其实，在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着接受宗教的因素。人是需要合群的，他惧怕孤独和处弱，人本来就是厌恶风险的生物，他的心灵永远不能没有托付。宗教不能完全与愚昧构成等式，皈依它的也不仅仅是农民，还有达官贵人，有握着权杖、戴着金冠的帝王，有戴着夹鼻眼镜的教授、科学家，甚至有奸宄、枭雄、混世魔王。信教，与其说是因为无知，不如说是因为“限度”。当人生跌宕无着、顿挫有艰，悲喜祸福如同旋涡使人载沉载浮的时候，他看到了世事的无常、今生的飘忽和人的渺小。甚至还有卓越之人，独离了庸众，孑然站在知识的疆界上，也就愈加看到了无知那巨大的黑暗，他也就对自己的智能开始了怀疑，一种无力、无望击穿了他的心壁，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那双蜡制的翅膀，达到接近太阳的高度后，反而临近了自己的劫命，最后翅膀熔化栽入大海。他明知道宗教的虚无，但依然要把这虚无当成神圣的实在，并且安放自己的今生和心灵。

基督教给予了苍生也包括这两位年轻的夫妻安慰，同时它也在安慰中施行了欺骗和奴役。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就是认真应罪、受罪、认罪的过程，在罪之中才可能完成赎罪。布道者和卫道者共同地反复向信徒们灌输的“罪感意识”，已经如遗传的基因那样潜存在信民的血肉里。他们此生所承受的一切，所有的折磨和蹂躏，都是报应，是从始祖那里开始的罪孽。今世的人面对的种种痛苦，也在证明着那前世之罪的深重。只有追随上帝，不住地祈祷和忏悔，把这一辈子当成一次达到拯救的劳役，才是摆脱苦海的唯一途径。对此，恩格斯愤怒地进行抨击：对于时代的败坏，对于一般物质贫困和道德贫困的控诉，基督教的罪业意识回答是，本来如此，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于是，权势者的无道、残忍和荒淫，人间的道德败坏与无耻，人性的沦丧和腐靡，由此所造成的种种不公，都能在这里找到合理性的解释，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最终净化，成为上帝的子民。

由此而言，对于一群像草一样的民众、一群卑弱的以土为生的农民，对于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妻，除了种植、收获并咀嚼土豆和每日定时祈祷，他们又能怎样？他们能在真实的世界上寻找到幸福的出路吗？他们永远也不能“紧握人生的定规”。

钟声依然缓慢地响着，对于黑夜来临前的钟声和信徒的祈祷，鲁道夫·奥托曾经论述说，上帝原是栖居在浓密的黑暗中的。当黎明来临，神圣就像朝露一样从人的心中蒸发掉了。因为这时候人们不再仰望上天，而是狭隘地局限在尘世，两眼盯在脚下的土地上。“人类开始工作，开始劳作，直到傍晚。”在平庸和琐碎中是见不到上帝的，只有夜晚又一次来到，沉寂、模糊的黑夜里，“那可敬畏者离我们更近……”所以钟声响起的开始，是在示告着救世主的临驾。

年轻的男子和女子，就这样站在田野里，以祈祷而朝拜天主。他们生活的路还很长，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从他们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丝反抗命运的迹象。一切都在沉郁、压抑的气氛中，只有钟声，一阵阵传来，那洪阔之音，加重了夜色的涩滞，逐渐变得凄迷和苍凉。直到夜幕完全覆盖了无边的大地，也淹没了他们俩归家的疲劳的背影。只在远处看不见的村庄里，隐隐闪着点点萤尾般的灯火，盈盈如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