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民党败逃台湾的历史真相

1、国共两党为何爆发内战？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愉的海洋之中，但只有一个人乐呵不起来，他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蒋总裁看来，小日本并不可怕，打败这群岛国兵也不过就是早早晚晚的事情。可真正让他心存忌惮的却是中国共产党，这些被称为“红色赤匪”的家伙被自己追着围剿了二十多年，不但没有剿灭，反而是越打越多。

当年的残兵败将如今却成了气候，这是让蒋总裁最为窝心的一件事。让蒋总裁更不能接受的是，这些“红色赤匪”居然叫嚣着要组成“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意味着要让多党派在国民政府中轮流执政，今天你坐庄，明天我坐庄，反正这一锅肉大家分着来，谁也别想着再吃独食。

可吃惯了独食的蒋总裁自然不愿意搞什么“联合政府”，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更是真龙天子，除了自己领导的“国民党”，剩下的通通都是“反逆乱党”。至于这些企图跟自己分一杯羹的“反逆乱党”，他既不承认，也不妥协，大不了就开打，反正蒋总裁的拳头硬得很。

蒋总裁的身份未必是正统，但蒋独裁的名声却是货真价实，任何一切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他通通都视为狗屁。谁敢挑战他的权威，那就是赤裸裸的“造反”，必须要将其歼之灭之，甚至连半点骨头渣子都不留。

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蒋总裁在大洋彼岸还有着一个与他惺惺相惜的密友，这家伙名叫杜鲁门，是个不打半点折扣的冷血动物。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即杜鲁门就乐得屁颠屁颠地接任了美国总统。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美国对外的政策，尤其是对华的政策。对于蒋总裁，他既拉拢又怂恿，总之是百分百地支持老蒋打内战，如此一来，他便找到了一个给美国政府卖武器的理由，还能打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力量，可谓是一石打了二鸟。

蒋总裁本来就跃跃欲试，一瞧美国佬还给自己撑腰，那自然是无所忌惮了。他似乎都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嚼就怎么嚼，完全没有想过这盘餐点是否能够硌掉自己的大牙。

不过，蒋总裁的狂妄还是有资本的，你若看完下面这些纪实的资料，或许你就会理解蒋总裁的狂妄。

从地盘实力对比：在当时，蒋总裁领导的国民党占有中国共计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3.39亿以上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佬还为他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而共产党占有的解放区只有1.36亿人口，总面积不过23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是被分割和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的外援，只能靠自给自足。

从兵力人数对比：在当时，国民党所辖陆军计有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非正规部队约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约101万人，总兵力约为430万人。海军编组为海防（驻青岛）、江防（驻江阴）、运输（驻上海）3个舰队及8个炮艇队，有各型舰艇129艘；空军编组为5个军区（沈阳、北平、西安、汉口、重庆），有4个驱逐大队，2个轰炸大队，2个空运大队，1个侦察中队，各种飞机443架。而共产党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另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至于海军和空军，压根就没有。

从军队实力对比：国民党不但拥有共产党所欠缺的海、空军，其陆军野战部队数量为共产党的三倍以上，配备亦大大超过共产党部队，其中美械装备的39个师，其装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部队仅有步马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轻迫击炮1559门，92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重装备数量明显偏少。而国民党所辖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过中共，其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9000支，机枪1430挺，各种炮875门，而中共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1030支，机枪15挺，迫击炮仅2门，基本不能生产重武器。

我们可以来做个最简单的对比，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两者相比较，步兵武器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

从军事将领对比：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大部分出自黄埔军校以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各地的讲武堂，还有一些曾留学过法国、德国、美国。而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则很少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指导，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

手里握着这么一副好牌，蒋总裁自然当仁不让的当起了大地主。不过，他也没直接向共产党捅刀子，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尽管他恨不得能把所有党派都收拾得一干二净，但他却不能不隐忍。其实他也很无奈，他手下的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大多数都退到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蛰伏。

想要出其不意的毙敌制胜，就必须要麻痹对手。蒋总裁是个老江湖，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干脆对共产党发起了和平攻势。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一招比较歹毒，存心就是考毛泽东的胆量，因为当时的重庆是蒋总裁的控制范围，毛泽东来了未必能讨到好，没准还会被蒋总裁下令软禁或是枪毙。可若是不来，那蒋总裁就有了向共产党开火的正当理由，还能把“无诚意和谈”、“挑起内战争端”的帽子扣在共产党人的头上。

当时，国民党在延安也潜有特务，在这些特务给蒋总裁的密电中，也都再三肯定毛泽东不会飞来重庆。眼瞧着自己的计策就要成功，蒋总裁提前就开了一瓶红酒庆功，可是这瓶酒还没等喝到底，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就传了过来。不怕死的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于8月28日这一天飞往重庆。

蒋总裁气得暴跳如雷，连连骂了一天的“娘希匹”，可是面子工程还得维系，毕竟全中国媒体的聚光灯都对准了重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真是拿毛泽东没有办法，不杀难以泄心头之愤，杀了又要背负强大的国际舆论。无奈之下蒋总裁只得一边像模像样的与毛泽东展开谈判，一边私下里加快调兵遣将的速度。

重庆谈判期间，蒋总裁秘密发布了一份《剿匪手册》，并调运37个军、73个师将共产党的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武力争夺东北。另外，美国佬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就连蒋经国蒋太子也都没闲着，担任起了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

国共两党最终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可随即蒋总裁便把这份《双十协定》当成了茅厕纸，在国民党“六大”会议上，蒋总裁就极为露骨地说：与中共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与中共斗争之体系。就连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在会后也叫嚣：要用美国的武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对于与共产党的战争，蒋总裁有着充分的自信。他曾说过：“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蒋总裁虽然对战争有他的设想，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蒋总裁主张打速决战，他认为：一、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二、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三、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

蒋总裁手下的高级将领也对速战速决抱有莫大的期望，他们一贯都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共产党。蒋介石在与马歇尔谈话时，自信可以在一年内结束“剿匪”军事。白崇禧认为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自信，他觉得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完全干掉共产党军队。

1946年6月下旬，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就此开始。国民党军队仍称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军队则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时期属于共产党的战略防御时期。期间，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共产党统治区域（共产党称为解放区），如狼似虎地展开了全面进攻。

共产党方面并没有摆出主力决战的样子，而是采用边打边撤的方针将军队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华北重镇最多有105座城市被国民党方面占领。其中国民党军队在刘峙、程潜的统率下，以20万优势兵力攻打共产党中原解放区的核心宣化店，共产党被迫开始全线撤退，将主力调往延安地区。史称“中原突围”。

同时潜入山区的共产党军队再度使用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运动战战略，利用国民党军分散搜索的契机，集中2—6倍的兵力展开包围进攻。这种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作战策略。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方面战斗减员约71万人，可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

接下来便是共产党的战略相持时期。8个月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共产党方面主力依然存在。蒋总裁气得暴躁如雷，只得做出新的战略方案：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根据地。

面对20余万国民党军，共产党方面将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胡宗南趁机率领部队占领了空城，还谎报大胜，厚着脸皮跟蒋总裁邀起了功。随后人民解放军便在陕北高原开展了游击战和运动战，分别取得了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而国民党方面经过3个多月的蘑菇式的游动作战后，军力、士气下降严重，最终放弃了陕北高原的战斗。

同时，山东的解放区遭到了逾6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这一次国民党学了乖，采用了齐头并进的战术，将军队都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导致解放军的游击战术无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方式粉碎围攻的方式最终被采用。在孟良崮战役中，号称“王牌部队”的国民党军队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全线撤退。这样一来，人民解放军军力上升至280万人，还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基本具备了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实力。

另外，由于国民党政府集中兵力进攻延安及山东解放区，导致后方兵力空虚，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接威胁了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中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

最后便是共产党的战略决战时期；台湾历史教科书称作“大陆变色”。期间，共产党发起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辽西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和平津战役（平津会战），击溃、消灭、收编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近150万人。

辽沈战役是第一个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发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的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在1948年11月29日发起。从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北平守将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使得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次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歼灭和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

2、西康、海南、台湾三选其一？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到了当年9月，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湖北。湖南等地。当时各界都认为蒋介石将以四川崇山峻岭的天险保留一息“命脉”，即使要再退守，顶多也只是退到海南岛。

当时，蒋介石的确有三个备选地点，准备孤注一掷，顽强退守。这三个备选地点分别是西康、海南和台湾。

西康省，简称康，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22省之一，设置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管辖西康省，后于1955年废止该省。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但很快，蒋总裁就把西康省从自己的备选单上划了下去，因为他发现四川一带的军阀已经溃烂到毫无希望的地步。倘若靠着这些酒囊饭袋来替自己严防死守，那早晚都得被人民解放军抓了俘虏。

西康被排除，蒋总裁只得把目光放在了海南和台湾这两个省份上，毕竟这两个省份都有海峡阻隔，选择作为死守地，可占地利的优势。

但二选一更令蒋介石头疼，最后，蒋总裁仍旧是拍了板，这个中标的省份叫做台湾。

蒋总裁为何对台湾青睐有加呢？其原因如下：

（1）台湾海峡远远宽于琼州海峡，人民解放军想要横渡，势必会增加困难。

（2）台湾孤悬海外，有天险可守，海峡是大陆与台湾的天然屏障，这无疑给解放台湾增加了难度。而海南离大陆太近。

（3）台湾被日本占领了五十年，留下了很多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台湾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要远远好于大陆，特别是二战开始后，日本在台湾大力发展重工业，满足军事需求。抗战结束时，台湾工业比重超过农业，被蒋介石称为“模范省”，这些都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而海南则是一穷二白，属于尚无建设的蛮荒之地。

（4）台湾在日本长期统治下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又借“二二八事件”镇压了仅有的共产党组织，而海南则一直有琼崖纵队的活动，相比之下台湾安全得多。

（5）台湾当时还掌握在蒋总裁手中，而海南则基本上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

（6）台湾刚从日本手里归还，尚没有军阀势力，其台湾省长陈诚更是蒋的嫡系；而海南则是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这桂系军阀的首脑是李宗仁和白崇喜二人，这哥俩向来与蒋总裁不和，经常和蒋总裁唱对台戏，若是把根扎在海南，蒋总裁很难搞得定。

（7）台湾北有日本，东有关岛，南有菲律宾，都是美国势力，靠美国老子近，利于与美、台协防。而海南周边的国家多为英法属地，协防难度很大。

（8）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比较单一，虽有一只强大的陆军，却没有强大的海空军，一时之间难以进攻台湾。如果只用渡河的木船强攻，没有海上战斗舰艇和空中力量的掩护，那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将暴露在国民党优势的海空军火力下，伤亡会相当惨重。

（9）身为地质学者的张其昀告诉蒋介石，台湾物产丰富，最重要是它的稻作可以收到三期，有物资可以供养军队，同时它有台湾海峡的天险。

（10）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相隔约百里的台湾海峡把大陆与台湾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陆地。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我国沿海的咽喉要道，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州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从这里经过，日均通过船只数达百艘之多，海上运输对资源、原料相对缺乏的我国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必要来介绍一下台湾：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地处东经119°18′03″至124°34′30″，北纬20°45′25″至25°56′30″之间。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台湾含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钓鱼台列岛、赤尾屿等，南北延伸380公里，东西宽20至150公里，面积35760平方公里。

可以说，台湾这一重要战略位置，是我国东南沿海海防的天然屏障，可以作为重要战略点对我国沿海起到骨干支撑作用。台湾岛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相呼应，构成犄角，以台湾岛为中心和舟山群岛这南北两要点，就构成一条天然有力的战略海防线，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6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在这一方向上，居住着我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沪、杭等工业基地，可以说台湾对我国东部海防所能起到的战略作用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凭此重要战略位置，美国佬自然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止大陆解放台湾，这样就更有利于美国封锁中国。所以这也是蒋总裁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当时蒋总裁与美国佬的关系摇摇欲坠，蒋总裁领导的国民党就像是一个淡了姿色的老媳妇，随时都有被美国佬抛弃的可能性，如果退守台湾，则可利用此战略位置来要挟美国佬重新审视与蒋总裁的合作，顺便还能从美国佬的手里谋来一些援助。

更有一点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台湾良好的地理环境，台湾距离南京比较近，可以为国民党撤退节省很多时间，而且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即使大陆被共产党占领了，凭借海峡天险，和蒋总裁所掌握的海空军力量，也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

3、国民党抢了多少国宝去台湾？

随着蒋总裁的一声令下，台湾就成了国民党的收容所。可是蒋总裁宁愿就这样两手空空的逃去台湾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国宝呢！

对于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国宝，蒋总裁自是不甘心留给共产党，俗话说，先下手为强，蒋总裁就把这一招耍的极为漂亮。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紧急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文物500箱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总裁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很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卷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蒋总裁亲自特批，让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该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往台湾运送的第一批文物。当时的局势已经非常不稳定，很多人都在等待机会能搭船去台湾避难。据说国民党海军部的人员听说“中鼎舰”要开往基隆的时候，纷纷带了家眷和行李，赶到码头准备搭便船。一时间，船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这样一来，文物的安全就要大打折扣了。负责人杭立武一瞧这逃难的人都如同疯了一般，自然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混乱，只好找了“海军司令”桂永清出面，桂永清只得告诉众人还有其他的船只专门运载家属，一番连哄带吓的劝说后，这才算是平息了开船前的混乱。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所以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这艘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就到达了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到了第三批文物要运走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月底，对于国民党官员来说，此时的逃命变得比两个月前紧迫多了。所以等这次负责运载的“昆仑号”军舰一开到，海军部的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便拥向了船舱抢占起了座位。文物箱运上去的时候，只能与这些人混在一起。负责人杭立武仍旧是拿这些家眷没辙，只得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桂永清。结果等桂永清来的时候，船上的人都苦苦的哀求了起来，希望能帮帮忙，给一条生路。看到这情景，负责劝说的“总司令”也都落了泪，毕竟这都是自己部下的家眷，他还真是狠不下这个心。无奈之下他只得少考虑文物，搭载上这些家眷起航了。不过正是这些人员占据了船的空间，使得一部分文物装不下，从而留在了内地。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

文物运到台湾之后，由于无处存放，便租借了台中市的糖厂仓库，趁着不是制糖季节暂且存放，其保管条件十分恶劣。到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文物才得以迁入新库。直到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这些国宝才有了适当的保存和展览环境。

运往台湾的5000箱文物、档案，都是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人挑选过的精品。诸如被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玉雕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窑瓷器、《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等。

另外，台北故宫拥有国宝中的精品瑰宝。当时运抵台湾的文物共有2，972箱，总计608，985件册。其中清宫档案、善本书籍等图书文献计有567，891件册，器物书画合计63，150件，加上后来征集的文物，至2008年8月底，总计收藏655，713件藏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希堂法帖之一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中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硃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藏品中还有铜器6044件，瓷器25423件，玉器12104件，漆器707件，珐琅器2510件，雕刻651件，文具2379件，钱币6953件，杂项12347件，织品138件，绘画5287件，法书3046件，丝绣306件，成扇1651件，善本书籍198459册，清宫档案文献386729册件，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拓片895件。

以上总计677609件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到2009年11月底全院的典藏量。

数十年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价值连城的极品更是数以千计，如铜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盘；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书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宋徽宗（赵佶）书法手迹；画卷中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窑名家亲制品，官窑制御用艺瓷等，还有大量为目前有关当局秘而不宣的国宝级文物。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件镇院之宝。这几件宝贝世间罕有，也算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招牌了。

（1）毛公鼎。毛公鼎之所以著称于世，在于它有32行497字的铭文，号称是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它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有50多公斤重，大口圆腹，腹呈半球状，口沿上有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鼎是周宣王时期大臣毛公因为感激周王恩德而做的。腹里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宣王不但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而且宣布了委以毛公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价值自然连城。

毛公鼎于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辗转落入陕西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后由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并深藏于密室。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抗战胜利前后叶家因无力承担家族生活开支，靠变卖文物度日，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陈咏仁买下，并在1946年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随着国民党的文物盗运到了台湾。

（2）《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四行帖，全帖28字，是王书典型的代表，字字气势强雄，笔法飘逸，乾隆皇帝赞誉这是“二十八骊珠”。后人一般把这幅帖与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同称“三希”。现在此“一希”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二希”则归属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实“三希”差点就都落脚在台湾。《快雪时晴帖》是清查皇宫物品时从末代皇帝溥仪的行李中找出的，原本归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年随着文物南迁到了南京。而《伯远帖》、《中秋帖》原是溥仪的庶母瑾太妃所有，后来卖给了袁世凯手下的“陶务总监督”郭葆昌。1935年，郭葆昌在家中请庄尚严（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鉴赏，并宣称自己死后捐献时就交由庄氏办理。等到1949年，他的儿子郭昭俊果真带着《中秋帖》、《伯远帖》去了台湾，见到庄尚严后旧事重提，本想“半卖半送”，结果当时台湾经济状况不好，当局压根就不予拨款，气得郭昭俊只得带着《中秋帖》、《伯远帖》又回到了大陆。后来又以35万港元将《中秋帖》、《伯远帖》卖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这样，“三希”就在不同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家了。

（3）翠玉白菜。翠玉白菜原本陈列于清末瑾妃所居住的北京永和宫，是清代艺人巧妙地运用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灰玉雕成，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白色的雕成菜帮，菜叶自然反卷，筋脉分明，上面攀爬两只红色小息的螽斯虫。这棵白菜和真白菜一样大，好像用指甲掐一下就会出水一样，增添了活意，令人叹服。在当时，白菜还象征家世清白，螽斯虫则有子孙绵延之意，可以说这是件别有含义的文物。

（4）肉形石。与翠玉白菜齐名的还有一块几乎乱真的“红烧肉”，雕刻之细，形象之逼真，世上少有。这块“红烧肉”学名叫做肉形石，与翠玉白菜是人气最旺的两大文物，因此二者经常摆在一块供参观者欣赏。此件肉形石乍看之下，极像是一块令人垂涎三尺、肥瘦相间的“东坡肉”，其实它是一块玛瑙石。玛瑙类矿物在大自然中，由于经过漫长岁月的累积，在不同的时间点，杂质影响乃至生成的颜色不同，呈现一层一层不同的色泽。制作此件肉形石的工匠，将原来质感丰富的石材加工琢磨，并将表面的石皮染色，做成了这件肉皮、肥肉、瘦肉层次分明，毛孔和肌理都逼真展现的作品。

（5）汝瓷。宋代青瓷中质地最好也是最为罕见的是汝窑瓷（汝窑在河南省汝州市），它以细腻的胎体、精巧的片纹和浅蓝、天蓝与淡青釉的虹彩而闻名，现存于世的仅67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23件（另外北京故宫有17件，上海博物院有8件，英国大维德爵士基金会有7件）。瓶底烧印有“丰华”2字的一只铜梯形的青蓝色瓷瓶尤其名贵，是南宋皇帝宋高宗的贵妃刘夫人的宫中之物。

（6）甲骨文。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从1928年在安阳小屯发现后，当时掘得50000多片，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25000多片，占了一半之数，上边主要记载商代晚期武丁、祖辛、祖甲、廪辛、庚丁等5个帝王占卜时的刻辞等。这些宝贵文物大部分原来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为了保护其安全，先迁至南京，后来又从南京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由四川迁回南京，直到1948年国民党撤退时一同迁到台湾。由于藏品数量巨大，每一类都可举办10个以上的特展。经常展出的约有8000件，其他的则3个月至半年作一次更换。据说，一个人要想把这些甲骨文全部看完，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

（7）白瓷婴儿枕。瓷枕在唐朝时，一般可见到的有三彩、褐釉、黑釉、长沙铜官窑等釉色，而造型则有睡枕及脉枕等。到了宋朝，瓷枕造型更是多样化，特别是陪葬用者，器型增大、样式与纹饰都以含有寓意者为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件白瓷婴儿枕造型活泼可爱，健康儿穿着衫裤及套上有花纹的锦缎长背心（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有一件造型相同，但背心则素无花纹），趴在锦垫上，双脚往后交叉，一副悠哉状，令人疼爱。此枕以前、后模压制而成，再以刀剔刻脸部五官及衣着线条，使其表情更生动明确。器底平整，左右挖有二小圆洞，这是为避免烧造时因密闭的器内，空气热涨而爆裂。釉牙白略带灰。定窑在烧造时因以煤炭为燃料，窑内为氧化焰气氛而使釉色泛黄略带灰。在器底有几处流釉现象，此即文人们所形容的“泪痕”。此件器底刻有乾隆癸已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春之御题诗款。

（8）象牙球雕。它堪称世上绝品，直径不足一尺的象牙球被镂空，里面的球层层可以转动，你甚至无法知晓内中被镂出多少个、多少层可以转动的象牙球来。桃核微雕也是奇迹，方寸桃核被雕刻成小船，船舷有门窗，里面隐约见人，还在上面刻了全篇的《前赤壁赋》，令人叹为观止。据说，这样的精品一个人一辈子也就能做成一件，多是坐井而刻，凝神静气，目力与意念统一于心，运行于手，一件旷世之作完成后，人的目力或人自己也就废掉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当时挑选国宝去台湾的学者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今也在台北。而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龙袍，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便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连一件龙袍都没有。

4、国民党运了多少金银去台湾？

在作出退守台湾的决定后，蒋总裁又把目光盯到了黄金、白银和外汇上，这黄金、白银、外汇可都是硬通货，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贬值，所以他决定把这黄金、白银、外汇通通带到台湾去，毕竟建设需要经费，部队需要军费，若是没有这黄金、白银和外汇做支撑，根本就玩不转。

可是如何才能把大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搜刮到台湾去呢？蒋总裁冥思苦想了好几晚，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而这个高招共需要两步来实施。

第一步就是进行“货币改革”，肆意发行金圆券，同时禁止民间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则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都服从了这项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如此一来，民间流通的黄金、白银、外汇就统统进入了政府的口袋里。

第二步就是任命自己的亲信。首先蒋总裁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然后又把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到台北任财支处主任，属于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简单看来，这只是两个关系不大的职务派遣，但实际上，这正是蒋总裁精心的安排。因为从民间强行征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券都需要运到台湾去，而这两个职务正是运送黄金的主要环节。如此一来，这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就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了。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总裁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总裁的“手谕”，命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劵，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回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共合计约为5亿美元。在蒋总裁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了台湾。另外被抢运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总裁还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

正是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外汇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才使得蒋总裁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就连蒋总裁本人后期都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而实际上，这个行动早在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集团就开始劫运大量黄金白银去台湾。共从上海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里将277万多两黄金和3526.9万银元，分三批运往了台湾，另有1537万美元则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也有人根据档案指出，被劫运的这批黄金中有2万余两是蒋总裁的私人储藏，不得不说，蒋总裁很有钱，但是这个消息还待进一步核实。

第一批黄金白银，也是最主要的一批，于1948年12月1日的午夜由上海装运，这批黄金总数为200.4万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

在这个夜晚，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于是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可是蒋总裁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黄金呢？这个答案很简单。首先是为了掩人耳目，毕竟缉私艇停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会引起围观，其次则是因为此时的蒋总裁已经信不过自己手中的海军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的海军竟然有多达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几个月后起义了。所以说，蒋总裁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送黄金白银，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说，1948年底，第一批黄金白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出的，不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桂系不知情，他最大的“敌人”中共也丝毫不知。大家完全都没有想到：7个月前刚刚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总裁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了。

那么，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里去了？根据台湾大溪档案，这笔黄金最大的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

第二批运走的金银足有90万余两，仍然由“海星”号装载，除此之外，还有一艘“美盛”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然后转达台湾。而在1949年1月20日，正是蒋总裁正式下野的前一夜。又有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被蒋总裁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了海军，并且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1949年2月，解放大军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蒋总裁的施压下，继俞鸿钧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不得不同意继续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移出去。1949年2月7日，12万两黄金又被民航飞机运到台北，但这一次运送的手脚不干净，走漏了风声，香港的《华商报》登载了此消息。担心李宗仁会出面阻挡，蒋总裁干脆指示出动军用飞机，在2天内将剩下的48万两黄金运送完毕，就连蒋总裁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出面执行了此项任务，可见蒋总裁对此事的重视。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蒋总裁决心将上海国库的最后一批黄金白银取走。5月14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奉蒋总裁之命、从台北飞来的蒋经国在秘密的运作下，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出面，向中央银行下手令，“除暂留5000两黄金、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这个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汤恩伯很听话，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劫走了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合计共约5亿美元。（而《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先后达875吨，约合28000000两，这个数字更加可观，不过较前面的数字要高出10倍，暂且存疑）。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那时候，人们经常看到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悄悄离开码头，朝南开去。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让刘攻芸亲自坐镇中央银行，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毕竟汤恩伯手里握着枪杆子，刘攻芸也是敢怒不敢言。

从5月18日开始，近20万两黄金和120万块银元被陆续用舰船运走。还有少量银元和银锭没来得及运走，就散乱地在扔在码头上。其中运送黄金的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还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才磕磕绊绊的到了台湾。

第二批黄金运到厦门后，经财务署清点发现多出9万多两，气得蒋总裁连骂“央行糊涂至极”。其实这也并不是央行的粗心，因为这些黄金都是用金圆券兑出来的，计算上肯定有误差。而且这笔黄金又是用军舰运的，数量也不会那么精确。而第一批是用海关的舰运的，所以数字很精确。

这些被秘密运送到台湾的黄金白银，都是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取出来的，而这些黄金的运用，则完全由蒋总裁一个人所控制，即便是时任财政部长徐堪也无权调用。而蒋总裁调用黄金的指示完全是口头的，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总裁还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此外，蒋总裁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总裁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就是坚决不能留给共产党……

5、国民党抓了多少人才去台湾？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国民党高官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短短3个月内，蒋总裁接连失去了两位重要之臣，使他闻耗悲痛，终夜唏嘘，这一切都预示着王朝末日的来临。可是蒋总裁仍旧不甘心，他要继续争夺，这一次他瞄上的是人才，即便是自己得不到的，那也绝不留给共产党。

眼瞧着自己的身边已经人才凋零，而且退守台湾也需要一大批有声望的文人墨客来支撑门面，所以蒋总裁决定做拼死一搏，随即他便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这时候，蒋总裁便把“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清单甩给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在这个计划名单上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陈雪屏临危受命，不敢怠慢，奉蒋总裁之命连夜由南京紧急飞往了北平，并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一些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总裁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了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着“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虽然是由蒋总裁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但在具体的执行和实施上则是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总裁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并经由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的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都不准备去南京跟蒋总裁跑到台湾去，而是更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的教授登机，其中大部分的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直到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十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总裁的面甚至还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此时的梅贻琦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了教育部长之职，只可惜几天后他便辞了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据梅贻琦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难当，所以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务，而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却仅有20多位院士跟随蒋总裁逃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例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可是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再例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铁了心留了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后来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深情地写道：“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已经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印象很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那么，这种希望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早在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这个《新华日报》是1939年创刊，属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腐败糜烂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的态度，坚持不懈地斗争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1948年底蒋总裁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便大打折扣。

在这一场“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蒋总裁还亲自上阵，1948年12月13日，蒋总裁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这时候胡适正在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直接南下。第二天，蒋总裁闻讯后急得坐立不安，连连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抵南京，并说时间紧迫，不得再有拖延，为此，蒋总裁还在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抵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等胡适一行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人专程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总裁还特意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948年12月17日，这一天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的57岁生日，蒋总裁夫妇不敢怠慢，再次在黄埔路官邸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世人皆知，蒋总裁平日请客有个毛病，那就是从不备酒，但是在这一天，他专程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是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总裁对自己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介石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始终都没有过好感。

其实在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而且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就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北大的同仁与下属也纷纷劝胡适留下，但胡适只是摇摇头，一心要跟着蒋总裁走。劝得急时，胡适还留下了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同时也表示了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下面几个人都是让人难啃的硬骨头，让蒋介石也跟着丢尽了老脸。

1948年12月14日，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都不如胡适离开北平那般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本人自述，决定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同时也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虽然上了蒋总裁派来的专机，但是他对台湾却是没什么兴趣，一家人在南京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便匆匆的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此时正是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就是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个是杭立武当上了教育部长，另一个则是叶公超代理胡适当上了“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一直都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一起离开大陆，可陈序经压根就不理这茬，一直都没有答允。这杭立武深知陈序经和陈寅恪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只得换了个套路，既然台湾不愿意去，那就劝这二人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还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然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亲自赶到了岭南大学，直接向校长陈序经摊了牌，恳求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更为搞笑的是，杭立武此时已经到了哀求的地步，他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就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一套新洋房，只要陈寅恪点头答应，财政部长即时就可以兑现。可是陈序经根本就没有给杭立武留面子，还挖苦的说道：“你给10万，那我给15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

若从忠心对君的角度看，可以说，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除了陈寅恪外，让蒋介石吃瘪的还有张伯苓。张伯苓对中国近代的教育贡献殊大，而且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只可惜，张伯苓空有一片爱国激情，但却半点都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所以在蒋总裁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总裁一臂之力，并在1948年7月出任了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可等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尤其亲历了官场的黑暗腐败以及民不聊生，使得他的心情很不愉快。就这样，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负气返回了天津，在发出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之后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间内，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连连懊悔自己的一时糊涂，不该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在张伯苓苦闷彷惶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顿时就有些喜形于色，因为这“飞飞”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一直都认为周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所以他选择听从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还曾三番两次地找到张伯苓的住地，连连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并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如果不愿意去台湾，也可以安排他去美国，并再三承诺，如果乘飞机有顾虑，可以专门为他在机舱内设立卧铺，就连夫人和儿媳也都可以随行。在这期间，蒋总裁又派了张群和蒋经国来当说客，可是都被张伯苓一一婉言谢绝了。

无奈之下，蒋总裁只得再次登上了张伯苓的家门，这一次他的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那就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久久都与蒋总裁对坐无言，气氛极为尴尬。最后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总裁说道：“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可是蒋总裁却不情愿，连连劝说道：“老先生要退休，那就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却只是摇头：“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最后，蒋总裁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张伯苓亲自把蒋总裁送到了门外，又站了好半响，可两人仍是相对无言，搞得蒋总裁在上汽车时，由于心慌意乱，竟然一头直接撞在了车门框上。

在张伯苓这里吃了软钉子，蒋总裁又把目光盯向了吴有训。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了蒋总裁一连好几封加急的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且口气一封比一封强硬。无奈之下，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了。这个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有一多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由此便可得知蒋总裁对其的看重。

回到南京之后，蒋总裁就迫不及待地让吴有训出任中国官方的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校长，此次升迁，乃是蒋总裁的蓄意拉拢，只可惜，吴有训并未领情。

有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突然找到了吴有训的家中。他二话不说就先取出一大迭银元和金圆券送给了吴有训，说这些钱是蒋总裁的犒赏，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加。待吴有训收下后，杭立武这才说出了真实的意图，原来此番前来乃是蒋总裁的意思，并希望吴有训能够尽快飞抵台湾。此时的吴有训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是心灰意冷，就没有点头答应。

杭立武一瞧吴有训也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只得打道回府，不过临走时他甩下了一句话，让吴有训想走的时候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告诉了吴有训。

这时候，中共的地下党也获知了这一情况，连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且减少外出，就连住处也都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因为这时候的国民党属于狗急跳墙的状态，很有可能就会直接将人绑到台湾去，所以说，这种小心谨慎在这个特定时期还是很有必要的。

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此时的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忙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娇声娇气的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个寻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由此可见，蒋总裁对没有把吴有训拉到自己阵营中来是很不甘心的。

1949年6月，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这时候的蒋总裁再无真心抢救学人，而这个装潢门面的举动终于被人们看透了本质，他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最终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也近乎100%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

蒋总裁见大势已去，再不跑就会被抓成俘虏，只得于12月10日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随后，国民党绝大部分党政要员、高级将领陆续退守台湾，包括蒋经国、宋美龄、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陈诚、何应钦、薛岳、余汉谋、阎锡山、顾祝同、吴国桢、孙立人、汤恩伯、刘峙、胡宗南、周至柔、胡琏、王叔铭、郑介民、桂永清、徐永昌等国民党的绝大部分上将和部分较有影响的中将，共200余人。

6、国民党剩了多少部队去台湾？

蒋总裁在败退台湾的时候，除了掠夺国宝和金银之外，他还带走了国民党大部分的残兵败将。

在这些残兵败将中，约莫有60万的部队，基本上都是留守在地方的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是收拢的火线溃败的野战步队，比地方部队强很多，但人数却不足5万。

这些部队在得到下令去台湾的时间，立即从附近的城市和乡村中抓起了壮丁，大批20—30岁的青年被抓走，共计有100多万人允许被带到台湾。

撤退台湾的60万残兵败将中，还有10余万少海空军，当时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约8.5万余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3.5万人，舰艇50艘，但实际发挥战斗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且零部件缺乏。其条件极其艰辛，四五个士兵拼挤一张毛毯是常有的事。

经过三年大战之后，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民党军队压根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曾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溃败的江南，在其所著《蒋经国传》中这样描述当时国民党军的状况：“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

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兵多将广，但却派系林立，有些将领还挟兵自重，根本就不买蒋总裁的账，实际上蒋总裁能控制的就只有黄埔系的军官。退到台湾以后，地方派系首领普遍失去了军队，再加上台、澎、金、马地域十分有限，倒为蒋总裁剥夺杂牌军将领们的军权、直接全面控制军队提供了客观条件。经过这次改组，老将们及杂牌军首领被清除殆尽，三军高级将领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系。例如，“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就是蒋总裁的浙江老乡（临海人），同时还是蒋总裁前妻毛福梅的姨甥；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官，跟随蒋总裁参加北伐、“剿共”等等战争；1933年还被蒋介石派往欧美考察空军教育，回国后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主任；抗战时期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指挥官、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厅厅长，并作为顾问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6年出任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这个周至柔不但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而且是宋美龄在航空界的主要代表，是陈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十八军的老搭档。由此，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唯一的例外，倒是之前一向被冷落、非黄埔系的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的要职。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步兵学校。但毕业回国后一直得不到重用，只好在宋子文的税警团任了个小职，根本就无法在国民党正规军中立足。抗战爆发后，宋子文的税警团改编成为新38师，并出征缅甸，孙立人一瞧这是个机会，便主动率部参加，在缅甸的战争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取得了非凡战绩，还赢得了盟国的高度赞赏，号称“东方蒙哥马利”。他本人战后也成为美国军界巨头如马歇尔、麦克阿瑟等人的座上客，深得美国佬的赏识。抗战结束后，他再遭冷落，被派到台湾任“陆军司令部训练司令”。不过此次黄埔系化的改组中，与蒋介石既无师生之情又无乡土之谊的孙立人，在其他派系将领纷纷落马之时，却被留了下来，而且被委以重任。

蒋总裁如此青睐孙立人，原因不在于孙立人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美国背景。蒋总裁要保卫台湾，没有美国佬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几个亲美人物作招牌，美国佬自然不会轻易将经济军事援助送上门的。此外，重用孙立人还可以安抚非嫡系将领，免为他人攻击，可谓是一箭双雕。当然，这些目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表面上对外宣称，孙立人之所以被重用，是“孙将军本人具备现代军事学识，专心致志于治军，而不驰心旁骛，他是今日中国稀有的典型军人”。《中央日报》于1950年3月18日也盛赞孙立人之被任命，是国民党军事改革四大举措之一。

在被迫退出海南岛与浙江定海等地之后，蒋总裁将所有军队的战线收缩到台湾、澎湖等处，并将部队缩编整编，至1952年10月底完成，把原有的31个师压缩成21个师，并成立4个师管区。同时，对中下级军官实行来回培训，对高级军官，尤其是心怀二志的杂牌军官进行了清理。同时，蒋总裁签发了两项命令：对逃亡海外将官不归的一律“免官除役令”，对陈诚等已经不在军队担任职务的官员发布“退役令”。蒋总裁还在事后总结道：“国军官籍整理之原则实施，所有高级军官未随政府来台及散居国外者，一律免官除役之发表，李宗仁、张发奎、熊式辉等均一律在内，此举实与党员全国大会淘汰腐劣中委之性质同一重要也，实为整党整军最重要之步骤也。”

不得不说，蒋总裁的这一手耍的确实漂亮，部队整编与高级军官的“官籍整理”，使得军队变得更加“职业化”，军官也会更忠诚，这样一来，蒋总裁自然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