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传统道德智慧与现代人生

加强青年一代的传统美德教育盛世兴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受到民间和官方的重视。民间的儿童诵经读经活动的兴起，企业及其他社会人士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衷，学堂和书院的兴办，互联网上传统文化网站的逐渐增多和网友的交流，传统节日的国家法定化，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和谐世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如何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构建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每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年轻一代在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要不要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文化和人文素质，要不要汲取中国先哲的人生与道德智慧以滋养我们的人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是否能够做一个合格的龙的传人，在新的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这都是每个时代青年应该思考的问题。

弘扬民族文化，构建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首先要从学习民族传统文化做起。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那么，从何下手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起点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但文化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价值规范系统都是该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恰恰就是这种所谓的“价值规范系统”，因此，掌握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就成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首务和要务。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这些话他都曾经通过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听到过：什么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呀，什么修身为本，德教为先呀，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呀，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什么“平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呀，什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呀，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什么“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呀，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呀，什么“尽人事、知天命”呀，什么“百善孝为先”呀……这些俚言俗语所包含的道德教训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某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近几十年的文化演变中，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但是岳飞之忠、关羽之义、诸葛亮之智，则是不论文化高低的人都知道的，什么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言，大家也总是听到过。这些名言警句、名人事迹和人格之所以为中国人所世代传诵，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人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人生与道德智慧。

人的名字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往往是文化沉淀和人们的核心价值追求的直接体现，或者说直接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就如同“文革”时很多人都起“向东”、“卫彪”等名字一样，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六十岁以上甚至年龄更大的我们祖辈人的名字，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男性的名字大多是以儒家的伦理范畴命名的：仁、义、礼、智、信、孝、忠、温、良、恭、俭、让、儒、德等。如马有德、刘尚智、王有仁、张忠信、赵孝义、李有德、许惠敏、侯宽仁等。其实，不仅是男性，女性虽大多以表示美的字辞如琼、瑶、玉、娥等来命名，但也有许多传统女性的名字是以道德德目来命名的，记得笔者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名叫“李怀贞”，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家长希望她心怀贞节之道德。什么惠、贤、淑等字都被女性拿来命名，不难看出其道德追求。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血缘宗法关系备受重视，所谓“人伦”就是不同辈分和类别的人际关系，同时，伦理又强调家族团结，因此，过去人取名，大多都是一辈人中亲兄弟、堂兄弟要连字，一看所连之字，就知道你是哪一辈，这样辈分就不会乱，兄弟之间连字又加强了同胞之情，如用得最多的是“宗”字，宗仁、宗礼、宗义、宗智、宗信、宗儒、宗财等都是很常见的人名。由远及近再说说吧！笔者先父尊名讳称“存德”，先父一介寻常百姓，一辈子平平淡淡，但其身上“温良恭俭让”之品质却给我无尽的人生营养，人如其名呀！爷爷奶奶在父亲很小时就去世了，也不知是谁给先父起的富有道德价值的名字。本人之“群忠”之名则是父亲为我起的，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他为我起名也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体现着对儿子的道德希望，我们兄弟姐妹是连“群”字，兄长叫“群力”，群策群力，我叫“群忠”，是希望我要对众人、社会尽忠。笔者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初期，传统文化被全部否定，上学报名，要正式起官名了，按思想比较新进的大姐的意思，要给我起一个“肖锋”之名，但最终还是按父亲所起之名叫了，父命难违，这也是传统道德呀！不再多举了，足见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生和道德智慧为其核心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已在学术上取得了共识，那么，在中国经济振兴、民族复兴的当代社会，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要不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构筑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也许就是社会上再次兴起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原因吧！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无比丰富，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学习其核心精髓即传统人生与道德智慧。传统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包括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产生演变的？其要义是什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如何？对我们的现代人生与道德实践还有哪些借鉴？我们今天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道德？加强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如何？这些问题将是我们首先要加以讨论的。

一道德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如果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个最简要的比较概括的话，那么，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的文化，而印度文化则是一种神性主义的文化。这一文化特点在文化的经典原创或所谓枢心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得以延续。李泽厚是这样描述这一特点的最初状态的：“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居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1〕当然这只是就其最基本的特点来说的，是否准确在学术上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起码说明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一种人生和道德智慧，这大概是可以为大家普遍认同的结论。

任何一种文化，从最初的形态上看都表现为神话和宗教意识，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中国文化在周代就有祖先神的崇拜，而不是纯粹的超越神的崇拜，祖先神既是神，又是人，说它是神，因为它确实已经不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了，或者已经不是活着的人了，作为已经死去的人，被认为有某种与上天对话的神性；而说它又是人，因为它又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血缘的联系，它能够护佑着我们后代子孙。这种祖先神的崇拜，本身就未能区隔神与人的区别，这从一开始就给中国文化打上了现实性、人文性的烙印。

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它则更是一种人伦性的现实主义文化。孔子在其学生问到关于死的问题时，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可以知死呢？“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也说明儒家文化是不太关心人死后的超越的、神性的事，而更为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人伦关系、社会治道，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是儒家学派所着力关心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如果与印度文明的神性主义相比的话，中国文化是现实人本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比较有知识论的传统，是一种智性主义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较少关注知识性的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自然性的知识问题的探求，而非常重视人本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儒家学派是一个道德学派，其思想特质是道德中心主义的，泛道德主义、道德本位或道德至上的思想。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

随着西学东渐，近百年来，西方科学主义文化在中国也获得了非常强势的地位和话语霸权，我们穿洋装、吃西餐、过洋节，在全球化的时代，这原本也没有什么错，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对自己的文化一无了解，甚至言必称希腊，以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一切，采取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无疑也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继承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就会失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资格，因此，作为一个现代青年，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也要学习中国文化的人生与道德智慧。不仅要树立科学精神，也要树立人文精神。举个例子来说，时下媒体围绕科学与伪科学的辩论，某些观点体现出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的趋势，的确，按照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某些标准，中国文化的某些现象的确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但它不是伪科学，而是非科学。如中医的确不像西医那样具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实证性、精确性、可重复等特点，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医能治病，甚至可以治西医无法治的某些病，在西医未传入中国的几千年里，中国人都是凭中医治病的。当然，还有讨论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的问题，正是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框定中国哲学，这实际上也是不尽合理的。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固然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但却不是全盘西化，否认和抛弃我们的民族文化。年轻学子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也要学习我们民族的传统文明。

中国文化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果从其历史的纵向度看，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学派的横向来看，我们有文化枢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后世的儒释道的三维结构，从文化的构成要素上看，又有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习俗、文学、制度、物质文化等多个方面，从文献和学术分类的角度看，我们有经史子集，有义理（哲学）、考据（史学）、辞章（文学）等，那么作为普通学子，从何入手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直接学习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道德智慧，这似乎已经取得了学术共识。就文化的诸要素而言，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代宗教”，儒家的学说是一种准宗教，也发挥了宗教的一些基本功能。哲学思想也是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思想都是相对薄弱或者说是服从于伦理学的。就伦理与政治法律的关系来说，伦理是政治法律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伦理化，而所谓伦理政治化是指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推行道德的手段。

就文化与人格、国民性的角度看，道德本位、群体本位，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取向也塑造了国人重视道德价值的国民性格，在实际的交往和生活中，道德无处不在，礼是指导我们生活的行为规范，礼治秩序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情态，文艺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通伦理也。”文艺要“文以载道”，“诗言志”，乐教重在发挥“正人心”的作用。礼乐文明是紧密联系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住穿，节日民俗，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体现着这种道德价值至上的导向。如，我们的四合院内，什么辈份的人该住什么方位的屋，这本身就是伦理秩序的外在体现。中国人的人生礼仪如生日、婚礼、丧礼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伦理观念，中国的岁时节日民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集中表现。如过年，不仅是一个综合节日，而且首要价值是省亲和祭祖，清明节不仅是在开春时节踏青，也是去祖上坟地行孝。四时上坟体现着我们的孝道伦理。九九重阳体现着我们的敬老伦理。传统戏曲、弹词等都体现着道德教化的内容。文学是人学，如果我们把四大文学名著的章题作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孝”、“义”、“忠”、“仁”等道德范畴大量充斥其间。

尽管在现代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被经济理性冲击得所剩无几了，人们似乎也不再关心自己的灵魂，更没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自觉意识，人们在庸常、实际、浮躁的日常生活中平淡地生活着，什么崇高、高尚、君子、良心，似乎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无涉的。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段时间内这种经济为中心、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失落可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合理的。当人们在温饱基本满足甚至达到了小康以后，总觉得生活中似乎还缺点什么，追求一种宁静的、自足的、道德的、人道的、心灵祥和的生活，这是人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一种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幸福。因此，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还是应该从我国古代先哲的人生与道德智慧中汲取营养，只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富裕，更需要道德的提升，为此，就应该从传统道德智慧中汲取营养，这样我们的心身才是和谐的，人格是高尚的，人生是幸福的。

二智慧与道德智慧及其意义

那么，什么是智慧？什么是道德智慧？它对我们的人生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

“智慧”，区别于“知识”，在我看来，其区别起码表现在：知识是关于整个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在狭义上主要是指一种自然性、纯粹认知性的认识成果信息，而智慧则是实践理性的表现形式，它是关于人生的、价值的、道德的评价性认识成果信息。另外，知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真理性的特点，而智慧则具有普遍与特殊相结合、规律与变异相统一、真理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等特点。知识可能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纯认知的态度，而智慧则是一种涉及人生主体实践的、体验的、觉解的态度。对“智慧”一词，当代哲学家李泽厚也有近似的理解：“‘智慧’一词，不只是指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它不只是wisdom，intelligence；而是指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其中也包括伦理学和美学的方面，例如道德自觉、人生态度、直观才能等等。中国思维的特征也恰恰在于它的智力结构与这些方面交溶在一起。”〔2〕

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它告诉我们如何过一种善和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确地行动，要做什么样的人，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要具有何种美德……生活需要哲学。对外部世界的纯粹认知的爱智的思考探讨，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实践。知是为了行，是为了完美人性，抵达人生目的。就如“知物”是为了“用物”，“知人”是为了“爱人”，“知天”是为了“敬天”一般。在古希腊，人们所以谈论哲学，是因为它能为生活提供智慧的指导。康德曾说过：“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特指道德家。就是在今天，我们因某种比喻称指所有理性指导下自我克制的人为哲学家而不问其知识如何。”〔3〕也就是说，所谓“哲学家”是指那些有高远深邃的道德涵养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象哲学的其他分支那样，以思辨、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是应该怎样去行动。”〔4〕一切价值观念与规范体系的探讨与建构，都是为了人们的实践，离开了实践这个目的和归结点，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

狭义的道德仅指道德规范和美德，但广义的道德观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西方的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问题、价值哲学问题都是归属于伦理学或者哲学价值论的，虽然随着现代哲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分化，人生哲学与价值哲学都成为某些哲学家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实际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仍然是紧密联系着的。如何做人，这一问题本身就一方面是人生的，另一方面又是伦理的。伦理无法离开人生，人生也不能没有伦理。道德是人的道德，也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才有道德，因此，离开了对诸如人的本质这样的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是无法说明道德的主体基础与动力机制的。我们要真正能够正确地行动，要做一个好人或君子，是以对人生问题的正确觉解相联系的，因此，人生观实际上成为道德观的主体认识前提。

正确的行动和美好的品质都是建立在对“善”和价值的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的，因此，价值观是正确的道德行为和美好品质的价值前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则是，在历史上，伦理学处于哲学价值论的核心地位。另外，笔者认为，尽管价值论可以分化为哲学的独立领域，但是道德作为“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价值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因此，离开了对善恶正邪的价值判断及人类和社会生活的普遍价值标准、理想与价值目标的探索和追寻，伦理道德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基础。因此，伦理学首先是一门善恶价值学说，它必须以价值论的相关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研究价值与道德价值是信仰、价值伦理学的本分。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唯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

因此，这里所讲的道德智慧包括了中国传统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内容。这种“道德”的外延用法是学界所公认的。

人生的完善不仅需要明理，而且要躬于实践，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仅是知性的心智的进步，才能的增长，而且是道德的完善，年轻学子不仅要“成才”，而且要“成人”，不仅智商要高，“情商”、“德商”更要高。重视道德修养，甚至希圣成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如果说知识是一种力量的话，那么，道德也是一种力量！人生事业的成功，人生的幸福、自我完善都离不开道德，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道德本身。在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泛滥，工具理性的滥觞，使道德的价值失落了，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空前地削弱了。但人的完善、幸福人生从来都离不开道德，因此，作为一个保持清醒理智而不失去自我的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青年，也应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不要陷于物欲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高扬道德的价值，提升人的尊严与价值，这是幸福人生和自我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们加强自己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不仅要根据当代社会的时代要求来确立我们的道德标准，也要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先哲们的道德智慧。

如何认识和处理人生观中诸如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等人生价值选择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面临的问题。而青年时期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确立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我们不仅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思想史上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提供智慧的启迪。只有反思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在我们反思的过程中，这本书的相关讨论将给大家提供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系统思想成果，供大家参考，这必将会滋养我们的人生。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青年学子正处于自己人生社会化即将完成的时期，这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学习中国先哲的人生智慧，不仅从知识上增加了我们关于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先哲的人生智慧将影响我们的人生观的形成，不仅如此，这些人生智慧充满着永恒的价值，将对我们的整个人生过程发挥影响！

为了直接有益于大家的道德实践，我们直接选取了中国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八个德目加以分析介绍，伦理知识具有直接的现实应用性，因此这种德目内含意义的分析，必将成为我们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直接参考。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断裂，我们这一代人对儒家所提出并长期为中国人所奉行的这些基本道德规范要求都生疏了，新加坡还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而我们却把老祖宗的这些道德传统全丢掉了，这真令人感到可悲。学习儒家伦理的这些基本德目的相关要求，我相信会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大家的道德实践，从而提升大家的道德境界。

三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和学习方法

中国传统人生论、价值论、道德论有非常丰富的思想，但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以下这些问题，我们将分如下三个单元即人性论、价值观、德性论来加以讨论。

人生论四讲所讲的都是人生观问题：即人性论、处世论、处己论、处人论。人生问题首先来自于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一切人生认识的前提性的问题。处世论所讲的是一种人生的总体态度，即儒家的积极有为还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我们的民族性格主要是由儒道两家思想塑造的，那么，这两种基本人生态度对我们的人生进退有什么启示和借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都会不断思考的问题。处己论，是每一个人生主体都要面临的一些人生问题如力（或义）命、穷达、荣辱、忧乐、生死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选择，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现实人生总是要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从总体上识人知人，如何待人，这是人生观中的处人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价值观四讲，我们选取了义利、群己、理欲、德才这些人生的根本价值选择问题。宋儒曾经说过，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人生在世，如何看待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群体与己身、理性与欲望的关系问题，都是人生的重大价值选择问题，对这些价值观的选择取舍，是我们每个人终生都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影响我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而且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福祸、境遇，对我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都会发生重要影响。义利、群己、理欲这三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儒学中，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而德才观则是一种比较中观的价值观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在人的素质构成上的体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的德才关系，不仅关系到社会选人用人的标准，而且还会涉及教育的原则、个体修养的目标，因此，把它作为一讲，不仅有必要，而且为我们从人生论、价值观过渡到德性论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

德性论或称道德论共七讲。讲传统道德智慧，我们主要是一种实践关切，因此，我们不讲更多的传统道德理论，而是集中选取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八种最基本的道德德目，使大家掌握其观念沿革、实践意蕴、现代价值，能够直接有益于大家的道德实践和德性修养。这七个德目分别是孝、忠、仁、义、礼、智、信。为什么要选择这七种德目呢？

孝与忠，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人两种最重要的德性和伦理义务，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两个最重要的德目，由于它是一类人的特殊道德而未入“五常”，但在传统道德中，其地位与作用是高于“五常”的，它是维护“三纲”的精神实质，当然，我们今天对它要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加以分析介绍。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结构是“三纲五常”，因此，除了孝与忠，在我看来，传统道德最重要的就是五种恒常的、普遍的道德即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德目？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看法，西方世俗道德自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后即被长期奉行，而基督教道德主要是如下三主德：信、爱、望。在传统中国社会，孔子把知、仁、勇看做是“三达德”，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孙中山有八德之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然儒家自董仲舒明确提出“三纲五常”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直认为它是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本书中选取七德，自认为基本符合传统道德的历史实际。

那么，经过这种分殊的讨论之后，我们就会问，中国传统人生与道德智慧中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所谓一以贯之的东西呢？我们认为是有的，这就是道中庸。中庸是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也是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形式化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修养的境界，因此，作为我们智慧之旅的一个结论和总结，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通过学习先哲的人生与道德智慧，在实践中时时处处都能做到“恰到好处”的“中庸”之德和境界，那我们可算掌握了中国传统人生与道德智慧的真蕴，而达到“至德”之境界了。

中国传统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实际上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的部分知识性内容。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史知识，也是我们与先哲就这些问题的再次对话，是我们以当代现实实践为参照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活动是一种哲学活动，因此我们的探讨既是一种对思想史知识的介绍，又是哲学理论的反思，是史论的结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种讨论首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是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的部分内容，它在叙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相关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先以认知的态度掌握这些知识性信息，即在某个问题上，哪些思想家有什么概念、命题、观点，这是我们首先要掌握的。另外，我们也要清楚，上述概念、命题、观点是先哲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述人生问题、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的觉解，那么，其人生观点与道德观点的合理性何在？对我们今天的人生实践与道德实践有什么启示？这就是我们要以反思、体验、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甚至还要以内省、反观、比照来进行一种体验性学习，进而采取一种认同、批判、扬弃的态度来滋养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因此，这种讨论是知识关怀与思想关怀的统一，是历史陈述、理论分析、现代反思、实践建构的统一。

四对待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进步总是在对自己的传统道德资源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前进的。那么，在建设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明时，如何在理论与操作两个层面正确认识传统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做好继承接续工作，以此作为现代道德建设的资源与凭借，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

首先我们来讨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地位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供今天借鉴的道德资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中却是坎坷曲折的。

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主题是救亡与图存，中国历史经历了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后，某些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期，适应当时社会启蒙与变革的需要，“打倒孔家店”，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上层社会文化层面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却不加分析地丢掉了我们的传统道德。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亦即传统道德，这种批判把矛头对准旧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无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情绪化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在分析基础上的简单化批判，是以全盘西化的思维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可以说是连糟粕和精华都抛弃了。批判抛弃“三纲”这种直接体现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这完全是对的。但人类道德除了有其国家政治生活一面的内容外，大量的内容则涉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家要孝敬父母，与朋友交往要讲信谊，做人要忠义，待人要仁礼，这些内容并不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刻发生变化，只要是合理的，还会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被自发地继承留传下来，反对抛弃也不能取消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按李泽厚的观点，儒家道德学说“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这种心理结构化为民族智慧，“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等”。〔5〕因此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批判，实际上仍然局限于上层观念文化，在民众实践生活领域，儒学和传统道德仍然影响着1949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实践，或者说传统道德在1949年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全民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这本来没什么错，但我们长期以来却把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似乎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似乎传统道德全部内容都是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糟粕，简单化地放弃了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性继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这一切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全盘否认了。这首先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僵化思维方式和简单化做法造成的，好像一听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必然是错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完全对立的。实际上这本身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关于道德的科学论断的。我们经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我们在道德生活领域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人民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新的道德文化不仅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特别注意吸取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这是由道德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的。道德作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继承性的。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既有为当时各个历史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时代性的内容，更有着强烈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有特殊的地域环境、人口、语言，还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其文化中，伦理道德又属于核心的价值规范系统，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这种继承性、民族性有时可能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民族道德无非是该民族合理生活方式的凝结和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逐步获得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首先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允许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重新进行研究，起码可以把传统道德作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资源。到了1990年代，我们重新回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上来了，甚至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山东曲阜的祭孔活动也得以恢复。传统道德重新成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更是受到民间和官方的重视。民间的儿童诵经读经活动的兴起，企业及其他人社会人士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衷，学堂和书院的兴办，互联网上传统文化网站的逐渐增多和网友的交流，传统节日的国家法定化，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所体现出来的人们精神的迫切需求，根源于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的隐退所造成的巨大虚空，这种空间要求得到弥补，特别是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为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6〕。陈来还认为，我们现时代的历史主题已经不再是“革命—斗争”或者“改革—发展”，而是“创造—振兴”，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而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在现时代也已经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而儒家的学说是能够符合这种时代需要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在哈佛与耶鲁大学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有关道德建设的文件，其对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这个文件中，有关传统道德明确指出了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从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道德的最高的肯定表述了。但“承接”是什么意思？如何承接？学术界对此似乎也没有相应的认识，更缺乏较深入的研究。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样一个提法，我理解，就是要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我们的新道德与传统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延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一方面离不开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但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讲批判继承，但实际上是只批判而不继承。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要树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继承的态度，当然这种继承并不是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复古，那也是不可能的。

传统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继承？继承什么？这取决于两个问题：传统道德中有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什么？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缺乏的需要去继承传统道德中有且至今有合理性的东西。以此思路来思考，传统道德对于今天的作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在于它可以指导民众的庸常生活和日常道德实践。让我们稍加详细讨论。

传统道德的结构按照《大学》“八条目”所讲的“修齐治平”似乎可以分为个体修身道德、家族道德与国家政治道德三个部分，实际上在我看来，虽然传统社会中的社会道德内容不太发达，但仍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五伦十义”中的“朋谊友信”的原则，以及广泛的各种行业道德都属于社会及其职业道德的内容。从社会道德之不发达也可观照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家族与国家这样一个两极形式存在，而社会关系则处于一个不太发达的状况。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本质是其家族精神。个体修身道德要服从于家族道德要求，国家政治道德则是直接从家族精神中提升出来的，如移孝作忠、家长制等，社会与职业道德也是受家族精神的影响的，如把社会人际关系比作家族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职业与行业道德中的家长制等。

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家族道德与国家政治道德这样一个两极形式存在的，而且两者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道德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有效控制。社会伦理秩序在宏观方面是由国家政治伦理操纵的，而民众的日常生活则是由家族伦理、个体伦理、行业伦理规范的。

再来看看，我们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的道德结构和伦理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由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发展演变而来，在上个世纪至今的社会生活中，在中国大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道德历史类型，也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这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的道德文化，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基本价值原则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五爱”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基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在指导战争年代的革命实践甚至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社会道德的一般价值原则，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加充分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庸常生活，使我们的道德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

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很多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德结构是以政治化的国家伦理（或称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了所有道德如社会、职业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曾几何时，它可以不顾我国当时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大众道德的层次性特征，人为、生硬地推行那种政治性国家伦理规范，使其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要求。这种道德结构有其贫乏性、片面性，一旦面临今天变化了的社会新情况，就会出现道德的真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之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随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于国家行政干预的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崛起。同时，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退出，这必然造成光依靠过去的单一的国家政治伦理来指导多元而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研究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实践要求创建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不仅仅是依过去的意识形态思维建构一种用以重新教化百姓的国家道德意识形态，而是要从私人领域、社会生活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与国家伦理导向和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建设起来的新的道德体系才是为社会和民众、生活实践所需要的。这种新的道德体系建设是离不开现实生活这个源头的，另外要注意吸取中、外道德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现代民众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现。民众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附庸，而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个人家居、休闲娱乐生活、社交公共生活等，这种民众日常生活具有个体性、私人性、民间性、公共性，因此，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尊重这种民众生活的特性和权利，要创建适应这种日常生活、体现现代意识并与民众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道德体系。道德并不是仅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民众的庸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的，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人际之方。传统道德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信奉与实践就在于它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国家政治伦理原则恰恰是从这种家族社会的日常生活规范中提升出来的，因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只强调向民众灌输，这种灌输又与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脱节，那只能适得其反，难以发挥作用。道德来源于民众鲜活的生活实践，道德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单纯论证和教化，而是民众在实践中通过互动、协商、契约、履行而逐步形成的。离开了民众的生活实践，道德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将会枯竭和衰亡；一种道德如果已经和民众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那必将成为一种伪善。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善恶意识，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否代表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简单地以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为尺度。道德的应然和正当，其价值根据也只能是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完善，而不单纯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有时这种社会进步趋势与某些先进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和目标会一致，但我们在思维上必须把这当做两回事，因为毕竟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有实际上不一致，但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一致的，从而导致了社会伪善并阻碍社会和道德的进步。道德区别于其他精神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伦理学研究一定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对我国传统道德资源这个流，主要是抛弃其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糟粕，而继承其个体道德、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以指导现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我们几十年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方面是空白，传统道德资源的相关内容的绝大部分我认为还是可以直接为今天所用的。如传统社会生活中讲忠诚于事、忠诚于人的精神，行业道德的讲究信誉、勤勉敬业精神，人际之间讲究的诚信精神，家族道德中讲究的亲情孝道、和睦团结的精神，个体道德中讲究的个人修养、追求美德的精神，全社会讲究的礼仪、维护秩序的精神等等都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涉及人类基本道德的一些普遍资源更是可以直接继承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仁爱他人，讲究义务责任，天下为公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仍然要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地继承、创造性转化，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的对接。承接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批判地继承。这个批判的标准，一是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分析传统道德资源中哪些是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全民性、继承性的合理因素，哪些是应该抛弃的糟粕。另外要根据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汲取传统资源中仍然有益于今天实践的要素，要注意区分传统道德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生活现实的变化，仔细分析哪些因素是可以为今天所用的，哪些是不行的。如孝在中国古代是首德，“百善孝为先”，但今天它再也不能回到这种首德的地位了，因为我们已无法使社会生活再回到过去那样的家族社会中去了。另外，要注意吸取传统道德中那些稳定的至今仍然是合理的成分，而摒弃那些时代性太强而不适于今天的东西，如传统道德中的家族精神，我们在今天就要正确分析对待，家族精神适应了当时家族社会的需要，它是进步的，但在今天，我们需要而且已经把个体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现代道德是以个体为主体的，以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为基础的一种新道德，虽然中国人今天仍然比较看重家庭的价值，但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毕竟不像古代社会那样重要了，泛家族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其作用可能是消极的。现代伦理讲究的是一种公义精神，因此我们要谨防家族精神对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负面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的传统道德资源中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伦理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私德发达而公德不足的情况，我们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要注意这种私德、私意对现代社会公德、公意的冲击。

另外，弘扬传统道德，并不是要拒斥西方文明和西方道德中的合理因素。我们还要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成分。由于中西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不同，中、西文化及其道德有很大的异质性，相互之间可以互相补充。我们所缺乏的也许是人家刚好拥有的。如西方道德文化是以个体精神基础上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权利意识为其特质的，这些与我们传统文化及道德中的家族主义、等级精神、义务精神等都有所不同，我们继承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建设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道德，因此，我们要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而且，汲取西方文化和道德中的有益成分正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传统美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我们可以以西方文化和道德的异质性作为我们反思传统道德的借镜，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互补才能进步。中国现代的道德文明必然是基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要求而汲取借鉴了中、外道德文明成果的崭新的道德。

尽管如此，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虽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球化，但任何民族的道德生活总是因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一国的道德建设应当也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所以建设新道德或未来的道德，就不能用摆脱自身传统的办法求得道德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道德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将现代道德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承接。

五加强青年一代的传统美德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可以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在文化和道德上的特殊性，这个民族将会部分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要努力维护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特色。当前要真正弘扬传统道德，就要加强传统美德的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传统美德教育，这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全民族精神家园，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养一代四有新人的需要。那么如何加强传统美德教育呢？

第一，加强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大约十多年前，有研究者对中国大陆和港台的青少年对传统道德名言的掌握和认同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查，明显发现，大陆青少年不如港台的青少年，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对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试想，青少年以至于成年人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叫他们承接？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问卷调查，这个调查，不仅可以在小、中、大学生中做，也可以在成人中做，问一下他们“仁义礼智信”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会有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尚且在中学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而我们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几乎没有这样的课程。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蔡元培主政教育部时，规定在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学校里均要开设“经学大意”、“人伦道德”两门课，而在建国后的课程体系里，至今还没有关于传统道德的课。长期以来，我们以政治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我们号称是“礼仪之邦”，但实际上我们在与日本人、韩国人打交道时，觉得恰恰是他们更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明”，而我们则将传统道德与礼仪的优良传统丢失了。因此，要做到与传统美德相承接，我们必须想办法，以实实在在的措施加大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力度。为此我们建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首先把道德教育从政治教育中剥离出来，另外，要针对传统道德教育设立相关的专门课，以教育体制来保证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延续。

第二，加强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道德德性的获得是要后天的实践并通过习惯逐步养成的，而不像人的理智品质那样仅靠知识的传播和认知就会有效的。因此，在与传统美德承接方面，我们除了开展传统美德的教育外，还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进行养成教育。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养成，实践活动中的义务责任感养成，活动中的道德情感体验教育等等。道德不是仅靠讲大道理就能讲出来的，不仅要“学”，而且要“习”，要通过“习惯成自然”的养成教育，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要“动之以情”，注重情感体验教育，加强道德意志力和行为实践能力的训练，这样才能在实践的意义上使继承延续传统美德的工作落到实处。从最近发生的一起道德建设的有争议的个案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报道，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在2004年初的寒假里，给400多名新生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回家给父母洗一次脚。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正面的意见认为“给父母洗脚”催醒孝心教育，一旦大学生们走上社会，假如连孝心都不具备，何谈对集体、对单位、对周围社会成员的尊重和合作呢？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样“太做作了”，因而拒斥这种要求。在笔者看来，之所以拒斥还是因为我们多年来的道德建设缺乏这种实践中的养成教育，比如古代的孝道总是首先表现在对父母的“昏定晨省”、“冬温夏清”的日常生活礼仪和生活起居关怀的具体实践中。日本小学生至今在出门回家时还有固定的语句“ただぃま”向父母打招呼以表示礼貌和尊重，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礼记》中所讲的“出必告，返必面”，可是我们今天有些小孩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近来我们在看韩国电视剧时还看到儿媳妇遇到公公下班回来，站在家里房门口恭恭敬敬迎接的镜头，这反映出他们对传统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继承下来了。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示吗？有的大学生之所以拒斥给父母洗脚这种道德实践活动，还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已经没有这样的伦理实践了，乍实践起来就会觉得别扭、难堪，但通过给父母洗了脚才认识到这种实践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动，使他们和父母有了身体与精神上的亲密接触，使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得到了升华。

第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要符合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心身发展实际。

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美德教育一定要符合他们的年龄和身心发展实际。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是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都要符合受教育者的心身特点和认识能力。纵观中国德育史，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一般是遵循着先蒙后经、先行后理、先习其所当然后习其所以然。从教育的内容和教材来看，一般是先学蒙学教材，再学“四书”“五经”的经典。按传统的说法，蒙学属小学，即8至15岁少儿的启蒙教育，如古人所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与大学的界限除了一般情况下的年龄界限外，主要是在教育内容上，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朱子语类》卷七）就是说，小学灌输行为规范与道德的规范，大学则进一步研习其哲理，前者习其所当然，后者习其所以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儒家哲学如理学家的著作中主要不讲价值规范，而讨论哲理，而在蒙学中则主要讲行为规范而没有过多的理论探讨。

未成年人由于他们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完全成熟起来，因此，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重点应放在日常生活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使之对为人之道、人际规范和礼貌、做人的基本责任与义务等有正确的把握和实践，而不是要他们先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在他们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前，他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好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否则一切都是没有人格基础的。几十年来我们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以政治取代道德，以政治思想代替行为规范，严重脱离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规律和实践需要。人们常常说，我们对小学生进行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对中学生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而对大学生进行的是文明礼貌教育，这种说法真是对我们几十年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生动写照。我们一定要下气力纠正这些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我们现在的未成年是以18岁为限的，而15岁以下的大多处于初中阶段，因此，这相当于古人所说的“小学”阶段，主要教育内容应是社会道德和法律行为规范教育，在这个阶段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时机。高中阶段可以逐步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第四，要处理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价值行为规范教育的关系。中华传统美德是以传统文化经典和几千年来仁人志士的道德实践和高尚人格作为载体的。今天，如何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利用什么样的教材，重点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需要讨论和引导的。近些年来，在民间社会的某些地区，一些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士积极推动了青少年的吟诵传统文化经典活动，在某些大学如华中科技大学，则直接把老子的《道德经》引入课堂，甚至直接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而且还作为经验加以推广，这是值得讨论的。如上所述，就是在古代，也是让人们根据年龄和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而分为蒙学和经学两个阶段的。社会上有的少年诵经班读、背《三字经》，也有读、背《论语》和《道德经》的。我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龄，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修养或人文素质教育来读、背一点传统文化经典，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活动，但这些经典文本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东西，以之直接作为今天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显然是不合适的。且不说这些经典的文字是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读懂，其内容如《论语》还是表达了积极入世的伦理智慧，而《道德经》的思想基调和哲思抽象程度就绝不适合中、小学生来读。因此我们要防止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过程中不加分析批判地一哄而上，一定还是要以今天的时代需要作为价值标准，吸取那些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健康成长有益的传统文化要素，注重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美德的教育。也就是说目的是要用传统的优秀美德来滋养未成年人的心灵，注重正向的价值行为规范教育。这与现在时兴的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文化经典教育是不同的。而且这种教育也要分年龄段进行。有的大学开设《道德经》课，我认为只能作为一种大学生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的内容，绝不能以此取代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小学则不能让《道德经》进课堂，因为大多数中、小学生还读不懂它，即使读懂了，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恐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就是在新加坡的中学里也是开设“儒家伦理”课而不是简单化地让《论语》进课堂。

第五，要用制度化的措施保证把传统美德教育落到实处。

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智慧之所以能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实际上发生那么大的作用，按照余英时的看法，“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7〕如何对待传统道德资源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已经是近百年来的一个老问题了，但要做到与传统美德相承接，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不是把传统美德教育作为一时的而是作为长期的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的话，非得有制度化的保证，这也就是余英时的所谓建制化。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再有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建制化来推行儒家思想了，也没那个必要，但仍然要从儒家文化中或者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伦理精神和伦理文化中汲取那些有益于今天的中华传统美德，如果缺乏起码是教育上的制度化保证，我看是难以奏效的。为此我们建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课程体系建设中，针对中华传统美德设立相关的专门课，以教育体制来保证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延续。

没有德性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没有境界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这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告诉我们的，这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让我们用传统道德智慧滋养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境界，充实我们的心灵，完善我们的人格吧！

注释：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70页。

〔4〕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97页。

〔6〕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读书》2007年第11期，第16页。

〔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