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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生时代
中学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正是由科举过渡到学校的当儿,学校未兴,私塾是惟一的学校。我自幼也从塾师读经书,学八股,考秀才,后来且考过举人。到科举全废的前两三年,然后改进学校,可是未曾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未曾得过卒业文凭。
我上代是经商的,父亲却是个秀才。在十岁以前,祖父的事业未倒,家境很不坏,兄弟五人中据说我在“八字”上可以读书,于是祖父与父亲都期望我将来中举人,点翰林,光耀门楣,不叫我去学生意。
在我家坐馆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读的功课是和我的兄弟们不同的。他们读毕四书,就读《幼学琼林》和尺牍书类,而我却非读《左传》《诗经》《礼记》等等不可。他们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为我是要预备将来做读书人的。
十六岁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不久八股即废,改“以策论取士”。八股在戊戌政变时曾废过,不数月即恢复,至是时乃真废了。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我虽八股的积习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从师也无师可从,只是把《大题文府》等类搁起,换些《东来博议》《读通鉴论》《古文观止》之类的东西来读,把白折纸废去,临摹碑帖,再把当时惟一的算术书《笔算数学》买来自修而已。
那时我家里的情况已大不如从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业失败,不久祖父即去世。父亲是少爷出身,舒服惯了的。兄弟们为家境所迫,都托亲友介绍,提早做商店学徒去了。五间三进的宽大而贫乏的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个嫂子,就剩了父子两个老小秀才。父亲的书箱里,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记》,一部《前汉后书》,一部《韩昌黎集》,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通鉴纲目》,一部《文选》,一部《聊斋志异》,一部《红楼梦》,一部《西厢记》,一部《经策通纂》,一部《皇清经解》,还有几种唐人的碑帖与《桐荫论画》等论书画的东西。父子把这些书作长日的消遣,父亲爱写字,种花,整洁居室,室里干净清静得如庵院一般。这样地过了约莫一年。
亲戚中从上海回来的,都来劝读外国书。当时内地无学校,要读外国书只有到上海。据说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圣约翰大学),如果在那里毕业,一定有饭吃。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不是事,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读外国书。当时读外国书的地方并不多,外国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与中西书院,中国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学。我是去读外国书的,当然要进外国人的学校。震旦是读法文的,梵王渡据说程度较高,要读过几年英文才能进去,中西书院(即东吴大学的前身)入学比较容易些,我于是就进中西书院。
那时生活程度还很低,可是学费却已并不便宜,中西书院每半年记得要缴费四十八元。家中境况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学费还是母亲把首饰变卖了给我的。我与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书院。那时我年十七。
中西书院分为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还有特科若干年。我当然进初等科,那时功课不限定年级,是依学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学如果有些根底就可入乙班,国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读,入甲班,最初读的是《华英初阶》;算学乙班,读《笔算数学》;国文,甲班;其余各科也参差不齐,记不清楚了。各种学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国文,上课与否可以随便,最注重的是英文。
时间表很简单,每日上午全读英文,下午第一时板定是算学,其余各科则配搭在数学以后。监院(即校长)是美国人潘慎文,教习有史拜言,谢鸿赉等。同学一百多人,大多数是包车接送的富者之子,间有贫寒子弟,则系基督教徒,受有教会补助,读书不用花钱的。我的同学中很有许多现今知名之士。记得名律师丁榕,经济大家马寅初,都是我的先辈的同学。
中西书院门禁森严,除通学生外,非得保证人来信不能出大门一步,并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为要做礼拜),情形几等于现在的旧式女学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证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来带我出去一次,有时他自己有事,也就不来领我。我在那里几乎等于笼鸟,尤其是礼拜日,逃不掉做礼拜,觉得很苦。
礼拜真正多极。每日上课前要做礼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礼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礼拜,晚上又要做礼拜。每次礼拜有舍监来各房间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礼拜约须三十分钟,其余的都要费一小时以上,唱赞美歌,祷告,讲经,厌倦非凡。这种麻烦,如果叫现今每周只做一次犹嫌费事的学生诸君去尝,不知能否忍耐呢。
读了一学期,学费无法继续,于是只好仍旧在家里,用《华英进阶》《华英字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务出版)、《代数备旨》等书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论《四书义》,请邑中的老先生评阅。秋间再去考乡试,举人当然无望,却从临时书肆(当时平日书店很少,一至考试时,试院附近临时书店如林)买了严译《原富》和《天演论》等书回来,莫名其妙地翻阅。又因排满之呼声已起,我也向朋友那里借了《新民丛报》等来看,由是对于明末清初的故事与文章很有兴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访录》《吴梅村集》《虞初新志》等书,都是我所耽读的。
十八岁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劝告,同到绍兴府学堂(即现在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入学。在那一二年中内地学堂已成立了不少。当时办学盖依奏定学堂章程,学制很划一。县有县学堂,性质为现在的高小程度,府学堂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省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所谓大学了。学堂的成立,并无一定顺序,我们绍属,是先有中学,后有小学的。府学堂学费不收,宿费更不须出,饭费只每月二元光景,并且学校由书院改设。书院制尚未全除,月考成绩若优,还有一元乃至几毛钱的“膏火”可得(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奖金名称,意思是灯油费),读书不但可以不花钱,而且弄得好还有零用可获得的。
府学堂的科目记得为伦理,经学,国文,英文,史学,舆地,算术,格致(即现在的理化博物),体操,测绘(用器画舆地图),功课亦依程度编级,一如中西书院的办法。我由英文已有半年在家自修(每日三点钟)的成绩,居然大出风头,被排在程度顶高的一级里,算学与国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学之中年龄老大的很多,班级皆低于我,我于是颇受师友的青睐。
国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选读《皇朝经世文编》,作文题是《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类。经学是徐先生(即刺恩铭的徐烈士)担任的,他叫我们读《公羊传》,上课时大发挥其微言大义。测绘也由这位徐先生担任。体操教师是一位日本人。他不会讲中国话,口令是用日本语的,故于最初就由他教我们几句体操用的日本语,如“立正”“向前”之类。伦理教师最奇特,他姓朱,绍兴有名的理学家,有长长的须髯,走路踱方步,写字仿朱子。他教我们学“洒扫应对”“居敬存诚”,还教我们舞佾,拿了鸡尾似的劳什子作种种把戏。据他的主张,上课时书应端执在右手,不应挟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须依长幼之序“鱼贯而行”,不应作鸟兽散,见先生须作揖,表示敬意。我们虽不以为然,但却不去加以攻击,只以老古董相待罢了。
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于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不像现在的消沉幻灭。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满人推倒,国事是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因为读书人本来不大讲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者,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剪辫子的)。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以为这是奴隶的装束。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套语了。
我在这样的空气中过了半年中学生活,第二学期又转学了。这次辍学,并非由于拿不出学费,乃是为了代替父亲坐馆。原来,父亲一年来已在家授徒了,一则因邻近有许多小孩子要请人教书,二则父亲嫌家里房子太大,住了太寂寞,于是就在家里设起书塾来。来读的是几个族里与邻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亲去替他帮忙,为了友谊与家计,都非去不可。书馆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里又无男子,很不放心,干是就叫我辍学代庖。功课当然是我所教得来的。学生不多,时间很存余暇,于是一壁教书,一壁仍行自修。家里人颇思叫我永继父职,就长此教书下去。本乡小学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习,但我总觉得于心不甘。
恰好有一个亲戚的长辈从自日本留学法政回来,说日本如何如何的好,求学如何如何的便利。我对于日本留学梦想已久了,听了他的话,心乃愈动。父母并不大反对,只是经费无着。乃遍访亲友借贷,很费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险赴日。当时赴日留学,几成为一种风气,东京有一个弘文学院,就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普通科二年毕业。除教日语外,兼教中学课程。凡想进专门以上学校的,大概都在那里预备。我因学费不足两年的用度,乃于最初数月请一日本人专教日文,中途插入弘文学院普通科去,总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衔接赶上。在那里将毕业的前二三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招考了,我不待毕业就去跨考,结果幸而被录。当时规定,入了官立专门学校,就有官费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办,我入高工后快将一年领不到官费,家中为我已负债不少,结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谋职糊口。我的中学时代就此结束了。那年我二十一岁。
总计我的中学时代,经过许多的周折,东补西凑,断续不成片段。我为了修得区区的中学课程,曾经过不少磨难,空费过长期的光阴。这种困苦的经验,当时不但我个人有过,实可谓是一般的情形。现在的中学生在这点上真足羡艳,真是幸福。
光复杂忆
武汉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大都“兵不血刃”就转了向了。我们浙江的改换五色旗是十一月五日。那时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风声说就要发动。四日夜里尚毫不觉得有什么,次晨起来,知道已光复了,抚台已逃走。光复的痕迹,看得见的只有抚台衙门的焚烧的余烬,墙上贴着的都督汤寿潜的告示,和警察袖上缠着的白布条。街上的光景和旧历元旦很相像,商店大半把门闭着,行人很稀少。
一时流行的是剪辫,青年们都成了和尚。因为一向梳辫的缘故,梳的方向与发的本来方向不同,剃去以后每人头上有着白白的一圈,当时有一个名字,叫作奴隶圈。这时候最出风头的不消说是本来剪了发的留学生了。一般青年都恨不得头发快长起,掠成“西发”。老成拘谨些的人不敢就剪辫,或剪去一截,变成鸭屁股式。乡下农民最恋恋于辫发,有一时,警察手中拿了剪刀,硬要替行人剪发,结果乡下人不敢上城市来了。有的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帽里,可笑的事情不少。
当时尚未发明标语的宣传法,大家只在日用文件上表示些新气象。最初用黄帝纪元,第二年才称民国元年。在文字的写法上有好些变化,革命军的“军”大家都写作“軍”,“民”字写作,据说是革命军与人民出了头的意思。“國”字须写作,据说是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的意思。这风气直至民国四五年袁世凯要称帝时还存在着。朋友×君曾以“國”字为谜底作一灯谜云:“有的说是民意,有的说是王心,不知这圈圈内是什么人。”國字旧略写作“国”。×君的灯谜是暗射当时的时事的。
“现在是民国时代了,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如果在前清是……”光复后不到几年,常从顽固的老年人口中听到这样的叹息。记得在光复当时,人心是非常兴奋的。一般人,尤其是青年,都认中国的衰弱,罪在满洲政府的腐败,只要满洲人一倒,就什么都有办法。辫子初剪去的时候,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我个人说,也许是年龄上的关系吧,当时的心情比十六年欢迎党军莅境似乎兴奋得多。宋教仁的被暗杀,记得是我幼稚素朴的心上第一次所感到的幻灭。
光复初年的双十节不像现在的冷淡,各地都有热烈的庆祝。我在杭州曾参加过全城学界提灯会,提了“国庆纪念”的高灯沿途去喊“中华民国万岁!”自六时起至十时才停脚,脚底走起了泡。这泡后来成了两个茧,至今还在我脚上。
刊《中学生》第三十八号
(1933年10月)
紧张气氛的回忆
前后约二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活中,回忆起来自己觉得最像教师生活的,要算在××省×校担任舍监,和学生晨夕相共约七八年,尤其是最初的一二年。至于其余只任教课或在几校兼课的几年,跑来跑去简直松懈得近于帮闲。
我的最初担任舍监是自告奋勇的,其时是民国元年。那时学校习惯把人员截然划分为教员与职员两种,教书的是教员,管事务的是职员,教员只管自己教书,管理学生被认为是职员的责任。饭厅闹翻了,或是寄宿舍里出了什么乱子了,做教员的即使看见了,照例可“顾而之他”或袖手旁观,把责任委诸职员身上。而所谓职员者又有在事务所的与在寄宿舍的之分,各不相关。舍监一职,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易为学生所轻视。狡黠的学生竟胆敢和舍监先生开玩笑,有时用粉笔在他的马褂上偷偷地画乌龟,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结子上。至于被学生赶跑,是不足为奇的。舍监在当时是一个屈辱的位置,做舍监的怕学生,对学生要讲感情。只要大家说“×先生和学生感情很好”,这就是漂亮的舍监。
有一次,×校舍监因为受不过学生的气,向校长辞职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替人。我在×校教书,颇不满于这种情形,遂向校长自荐,去兼充了这个屈辱的职位。这职位的月薪记得当时是三十元。
我有一个朋友在第×中学做教员,因在风潮中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辞职后就抑郁病死了。我任舍监和这事的发生没有多日,心情激昂得很,以为真正要作教育事业须不怕打,或者竟须拼死,所以就职之初就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
×校有学生四百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和我相去只几岁。我在×校虽担任功课有年,实际只教一二班,差不多有十分之七八是不相识的。当时轻视舍监已成了风气,我新充舍监,最初曾受到种种的试炼。因为我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我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的是谁。饭厅风潮要发动了,我就对学生说:“你们试闹吧,我不怕。看你们闹出什么来。”人丛中有人喊“打”了,我就大胆地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学生无故请假外出,我必死不答应,宁愿与之争论一二小时才止。每晨起床铃一摇,我就到斋舍里去视察,如有睡着未起者,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扰,就去干涉制止,熄灯以后见有私点洋烛者,立刻赶进去把洋烛没收。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最初几天向教务处取了全体学生的相片来,一叠叠地摆在案上,像打扑克或认方块字似的一一翻动,以期认识学生的面貌名字及其年龄籍贯学历等等。
我在那时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自己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我以各种各样的绰号,据我所知道的,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做舍监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拼命的,结果却并未遇到什么,一连做了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卧治”了。事隔多年,新就职时那种紧张的气氛,至今回忆起来还能大概在心中复现。遇到老学生们也常会大家谈起当时的旧事来,相对共笑。
刊《中学生》第四十二号
(1934年2月)
我之于书
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我一向没有对于任何问题作高深研究的野心,因之所买的书范围较广,宗教,艺术,文学,社会,哲学,历史,生物,各方面差不多都有一点。最多的是各国文学名著的译本,与本国古来的诗文集,别的门类只是些概论等类的入门书而已。
我不喜欢向别人或图书馆借书。借来的书,在我好像过不来瘾似的,必要是自己买的才满足。这也可谓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买到了几册新书,一册一册地加盖藏书印记,我最感到快悦的是这时候。
书籍到了我的手里,我的习惯是先看序文,次看目录。页数不多的往往立刻通读,篇幅大的,只把正文任择一二章节略加翻阅,就插在书架上。除小说外,我少有全体读完的大部的书,只凭了购入当时的记忆,知道某册书是何种性质,其中大概有些什么可取的材料而已。什么书在什么时候再去读再去翻,连我自己也无把握,完全要看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兴趣。关于这事,我常自比为古时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书譬诸列屋而居的宫女。
我虽爱买书,而对于书却不甚爱惜。读书的时候,常在书上把我所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竟用红铅笔划粗粗的线。经我看过的书,统体干净的很少。
据说,任何爱吃糖果的人,只要叫他到糖果铺中去做事,见了糖果就会生厌。自我入书店以后,对于书的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可是仍不免要故态复萌,想买这种,想买那种。这大概因为糖果要用嘴去吃,摆存毫无意义,而书则可以买了不看,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缘故吧。
白马湖之冬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野。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一直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的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惟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一个夏天的故事
这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轶事:苏格拉底曾当过兵,参与过战争。有一回,战后和许多兵士在旷野中行走,天气很热。大家已渴得难耐了。忽然在路旁发见一条小溪,清冽的水潺潺地流着。许多兵士都纷纷到溪边用手掬水,畅饮称快,苏格拉底却立着不去饮水。别的兵士奇怪了,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好水不饮?”他回答说:“我正渴得难耐,想试试自己的克己的功夫究有多少,预备忍耐到不渴为止。”
一年四季中,炎夏最为人所畏惧。一般人都把夏季看作灾难,要设法解消它,避免它,至于有“消夏”“避暑”的名称。俗语说“过夏好比过难”。夏季的苦难原是很多的,容易生病咧,烈日如焚咧,蚊蚤叮咬咧,汗流浃背咧,热闷难熬咧……历举起来,说也说不尽。这种苦难如果照上面所举的故事说来,都可以作为锻炼修养的机会,而且都是最切实没有的机会。苏格拉底在西洋被称为千古的圣人,他的奋斗修养当然是无时无地懈怠的,这故事中所告诉我们的只是某一个夏天的事,而且只是关于渴的一件事。如果类推开去,应用是可以很广的。我们原不一定希望成圣人,把这样的精神学得一二分也就受用不尽了。
“怎样过暑假?”少年们作的这类题目的文章是我所常常见到的。文章里面大都“一、二、三、四”地分了项目,说着许多过暑假的预备,读书应该怎样,救国工作干些什么,修养该注意些什么,各人都定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分都不免是抽象的空言。最要紧的是“在事上磨炼”。苏格拉底的故事,是“在事上磨炼”的一个好例。
这故事是我多年前偶然在某一本书上见到的,对我印象很深,每到夏天,更记忆起来。我有生以来未曾尝过往庐山、莫干山避暑的幸福,自丢了教鞭改入工商界以后,连暑假的权利也早已没有了。每当苦热难耐的时候,就把这故事记忆了来消遣。这故事是我的清凉散,现在也来贡献给少年们。
刊《新少年》第二卷第一期
(1936年7月10日)
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不消说,相识的人数是随了年龄增加的,一个人的年龄越大,走过的地方当过的职务也越多,相识的人理该越增加了。可是相识的人并不就是朋友。我们和很多人相识,或是因了事务关系,或是因了偶然的机缘——如在别人请客的时候同席吃过饭之类。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访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也有时称“云兄”,诸如此类,其实这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这种交际可以说是社交,和真正的友谊相差似乎很远。
真正的朋友,恐怕要算“总角之交”或“竹马之交”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容易结成真正的友谊,那时彼此尚不感到生活的压迫,入世未深,打算计较的念头也少,朋友的结成全由于志趣相近或性情适合,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所为”的,性质比较的纯粹。20岁后结成的友谊,大概已不免掺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子在内;至于30岁40岁以后的朋友中间,颜色分子愈多,友谊的真实成分也就不免因而愈少了。这并不一定是“人心不古”,实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人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担须负,入世既深,顾忌的方面也自然就多起来,在交际上不许你不计较,不许你不打算,结果彼此都“钩心斗角”,像七巧板似的只选定了某一方面和对方去结合。这样的结合当然不是很坚固,尤其是现代这样什么都到了尖锐化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本来数目就不多,有些住在远地,连相会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有的年龄大过了我,有的小我几岁,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平日个人所走的方向不同,思想趣味境遇也都不免互异,大家晤谈起来,也常会遇到说不出的隔膜的情形。如大家话旧,旧事是彼此共喻的,而且大半都是少年时代的事,“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谈话的进行,同时会联想到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到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个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见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逢到与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就是我的习惯。我在这上面无意识地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这时这些旧友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本来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少去一个是无法弥补的。我每当听到一个旧友要离我而去的消息,总要惆怅多时。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与我们求友的机会上。这好处我到了离学校以后才知道,这几年来更确切地体会到,深悔当时毫不知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近日每日早晚在路上见到两两三三的携着书包,携了手或挽了肩膀走着的青年学生,我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两个家
“呀,你几时出来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来了吗?前星期我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你,才知道你因老太太的病,忽然变卦,又赶回去了,隔了一日,就接到你寄来的报丧条子。你今年总算够受苦了,从五月初上你老太太生病起,匆匆地回去,匆匆地出来,据我知道的就有四五次。这样大旱的天气,而且又带了家眷和小孩,光只川费一项也就可观了吧。”
“唉,真是一言难尽!这回赶得着送老太太的终,几次奔波还算是有意义的。”
“老太太的后事,想大致舒齐了吧。”
“哪里!到了乡间,就有乡间的排场,回神咧,二七咧,五七咧,七七咧,都非有举动不可。我想不举动,亲戚本家都不答应。这次头七出殡,间壁的二伯父就不以为然,说不该如是草草。家里事情正多哩,公司里好几次写快信来催。我只好把家眷留在家里,独自先来,隔几天再赶回去。”
“那么还要奔波好几趟呢。唉!像我们这样在故乡有老家的人,不好吃都市饭,最好是回去捏锄头。我们现在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都市里,是亭子间或是客堂楼,厢房间,住着的是自己夫妇和男女。一个家在故乡,是几开间几进的房子,住着的是年老的祖父祖母,父母和未成年弟妹。因为家有两个的缘故,就有许多无谓的苦痛要受。像你这回的奔波,就是其中之一啊。”
“奔波还是小事,我心里最不安的,是没有好好地尽过服侍的责任。老太太病了这几个月,我在她床边的日子合计起来不满一个星期。在公司里每日盼望家信,也何尝不刻刻把心放在她身上,可是于她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家有两个的矛盾了。我们日常不知因此而发生多少的矛盾。譬如说:我和你是亲戚,照礼,老太太病了,我应该去探望,故了,应该去送殓送殡,可是我都无法去尽这种礼。又譬如说:上坟扫墓是我们中国的牢不可破的旧礼法,一个坟头如果每年没有子孙去祭扫,就连坟头都要被人看不起的。我已有好几年不去扫墓了。去年也曾想去,终于因为离不开身,没有去成。我把家眷搬到都市里已十多年了,最初搬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饭吃,办事的地方没有屋住。当时我父母还在世,也赞同我把妻儿带在身边住,不过背后不免有‘养儿子是假的’的叹息。我也曾屡次想接老父老母出来同居,一则因为都市里房价太贵,负担不起,而且都市的房子也不适宜于老年人居住,二则因为家里有许多房子和东西,也不好弃了不管,终于没有实行。迁延复迁延,过了几年,本来有子有孙的老父老母先后都在寂寞的乡居生活中故世了。你现在的情形,和我当日一样。”
“老太太在日,我每年总要带了妻儿回去一次。她见我们回去就非常快乐,足见我们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是寂寞不快的。现在老太太死了,我越想越觉得难过。”
“像我们这种人,原不是孝子,即使想做孝子,也不能够。如果用了‘晨昏定省’‘汤药亲尝’等等的形式规矩来责备,我们都犯了不孝之罪。岂但孝呢,悌也无法实行。我常想,中国从前的一切习惯制度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们生活在近代工商社会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难的。大家以农为业,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处过活,对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汤药亲尝,对兄弟可以出入必同行,对长者可以有事服其劳,扫墓不必花川资,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么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还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里读礼守制。可是我们已经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面这种农业社会的习惯制度,还遗存着势力,如果不照做,别人可以责备,自己有时也觉得过不去。矛盾,苦痛,就从此发生了。”
“你说得对!我们现在有两个家,在都市里的家是工商社会性质的,在故乡的家是农业社会性质的。我在故乡的家还是新屋,是父亲去世前一年造的。父亲自己是个商人,我出了学校他又不叫我学种田,不知为什么要花了许多钱在乡间造那么大的房子。如果当时造在都市里,那么就是小小的一二间也好,至少我可以和老太太住在一处,不必再住那样狭隘的客堂楼了。”
“我家里的房子是祖父造的,祖父也不曾种田。——过去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从都市里发了财,在故乡造大房子吗?由社会的矛盾而来的苦痛,是各方面都受到的,并非一方受了苦痛,一方会得什么利益。你因觉得到对老太太未曾尽孝养之道,心里不安,老太太病中见了你因她的病几次奔波回去,心里也不会爽快吧。你住在都市中的客堂楼上嫌憎不舒服,而老太太死后,那所巨大的空房子恐怕也处置很困难吧。这都是社会的矛盾。我们生在这过渡时代,恰如处在夹墙之中,到处都免不掉要碰壁的。”
“老太太死后,我一时颇想把房子出卖。一则恐怕乡间没有人会承受,凡是买得起这样房子的人自己本有房子,而且也是空着在那里。一则对于上代也觉得过意不去,父亲造这房子颇费了心血,老太太才故世,我就把它卖了,似乎于心不忍。”
“这就是所谓矛盾了。要卖房子,没有人会买;想卖,又觉得于心不忍。这不是矛盾的是什么?”
“那么你以为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我自己也不会把故乡的房子卖去,我只说这是矛盾而已。感到这种矛盾的苦痛的人,恐不止你我吧。”
刊《中学生》第五十号
(1934年12月)
试炼
搬家到这里来以后,才知道附近有两所屠场。一所是大规模的西洋建筑,离我所住地方较远,据说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牛。偶尔经过那地方,除有时在近旁见到一车一车的血淋淋的牛肉或带毛的牛皮外,听不到什么恶声,也闻不到什么恶臭。还有一所是旧式的棚屋,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猪。棚屋对河一条路是我出去回来常要经过的,白天看见一群群的猪被拷押着走过,闻着一股臭气,晚间听到凄惨的叫声。
我尚未戒肉食,平日吃牛肉,也吃猪肉,但见到血淋淋的整车的新从屠场运出来的牛体,听到一阵阵的猪的绝命时的惨叫,总觉得有些难当。牛肉车不是日日碰到的,有时远远地见到了就俯下了头管自己走路让它通过,至于猪的惨叫是所谓“夜半屠门声”,发作必在夜静人定以后。我日里有板定的工作,探访酬酢及私务处理都必在夜间,平均一星期有三四日不在家里吃夜饭,回家来往往要到十点至十一点模样。有时坐洋车,有时乘电车到附近下车再步行,总之都不免听到这夜半的屠门声。
在离那儿数十步的地方已隐隐听到猪叫了。同时有好几只猪在叫,突然来一个尖利的曳长的声音,这不消说是一只猪绝命了的表出。不多时继续地又是这么尖利的一声。我坐在洋车上不禁要用手掩住耳朵,步行时总是疾速快走,但愿这声音快些离开我的听觉范围,不敢再去联想什么,想象什么。到了听不见声音的地方才把心放下,那情形宛如从恶梦里醒来一样。
为要避免这苦痛,我曾想减少夜间出外的次数,或到九点钟模样就回家来。可是事实常不许这样。尤其是废历年关的几天,我外出的机会更多了,屠场的屠杀也愈增加了,甚至于白天经过,也要听到悲惨的叫声。
“世界是这样,消极地逃避是不可能的。你方才不是吃了猪肉吗?那么为什么听到了杀猪就如此害怕?古来有志的名人为了要锻炼胆力,曾有故意到刑场去看行刑的事。现在到处有天灾人祸,世界大战又危机日迫。你如果连杀猪都要害怕,将来到了流血成河,杀人盈野的时候怎样?要改革现社会,就得先有和现社会罪恶对面的勇气。你如果能把猪的绝命的叫声老实谛听,或实地去参观杀猪的情形,也许因此会发起真正的慈悲心来,废止肉食。假惺惺的行为,毕竟只是对自己的欺骗,不是好汉的气概!”有一天,在亲戚家里吃了年夜饭回来,我曾这样地在电车中自语。
下了电车,走近河边,照例就隐约地有猪叫声到耳朵里来了。棚屋中的灯光隔河望去特别的亮,还夹入着热蓬蓬的烟雾。我抱了方才的决心步行着故意去听,总觉得有些难耐。及接连听到那几声尖利的惨叫,不由自主地又把两耳掩住了。
刊《中学生》第五十三号
(1935年3月)
早老者的忏悔
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岁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得疲劳,什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说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因为身体不好,关心到一般体育上的事情,对于早年自己的学校生活,发见一个重大的罪过。现在的身体不好,可以说是当然的报应。这罪过是什么?就是看不起体操老师。
体操老师的被蔑视,似乎在现在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有着历史关系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国初兴学校,学校制度不像现在的完整。我是弃了八股文进学校的,所进的学校先后有好几个,程度等于现在的中学。当时学生都是所谓“读书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龄大的可三十岁,小的可十五六岁,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那时学校教育虽号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可是学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学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体育”只居附属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师之中,最被重视的是英文老师,次之是算学老师,格致(理化博物之总名)教师,最被蔑视的是修身老师,体操老师。大家把修身老师认作迂腐的道学家,把体操老师认作卖艺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师大概是国文教师兼的。体操教师的薪水在教师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师的半数。
那时学校新设,各科教师都并无一定的资格,不像现在有大学或专门科毕业生。国文教师,历史教师,由秀才举人中挑选,英文教师大概向上海聘请,圣约翰书院(现在改称大学,当时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过风头;算学,格致教师也都是把教会学校的未毕业生拉来充数:论起资格来,实在薄弱得很。尤其是体操教师,他们不是三个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经在任何学校住过几年的三脚猫。那时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科举,大家把学校教育当作科举的准备。体操一科,对于科举是全然无关的,又不像现在学校的有竞技选手之类的名目,谁也不去加以注重。在体操时间,有的请假,有的立在草场上看教师玩把戏,自己敷衍了事。体操教师对于所教的功课似乎也并无何等的自信与理论,只是今日球类,明日棍棒,轮番着变换花样,想以趣味来维系人心,可是学生老不去睬他。
蔑视体操科,看不起体操教师,是那时的习惯。这习惯在我竟一直延长下去。我敢自己报告,我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不曾用心操过一次的体操,也不曾对于某一位体操教师抱过尊敬之念。换一句话说,我在学生时代不信“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和习惯会有益于自己后来的健康。我只觉得“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干燥无味。
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做二十分钟操的,有每日临睡操八段锦的,据说持久做会有效果,劝我也试试。他们的身体确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经从种种体验上知道运动的要义不在趣味而在继续持久,养成习惯。可是因为一向对于上面这些厌憎,终于立不住自己的决心,起不成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们所过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鸽笼,业务头绪纷烦,走路得刻刻留心,应酬上饮食容易过度,感官日夜不绝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长年不足的,事业上的忧虑,生活上的烦闷,是没有一刻忘怀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会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锄头的农夫以外,却无法不营这样的生活,这是事实。积极的自救法,惟有补充体力,及早预备好了身体来。
“如果我在学生时代不那样蔑视体操科,对于体操教师不那样看他们不起,多少听受他们的教诲,也许……”我每当顾念自己的身体现状时,常这样暗暗叹息。
寄意
我是《中学生》创办人之一,从创刊号至七十六期止,始终主持着编辑等社务。所以在我,本志好比一个亲自生育、亲手养大的儿女。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事起后不多日,在校印中的本志七十七期随同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总厂化为灰烬。嗣后社中同人流离星散,本志也就在上海失去了踪影。
两年以后,我在上海闻知开明同人已在内地取得联络,获得据点,本志也由原编辑人叶圣陶先生主持复刊了。这消息很使我快慰,好比闻知战乱中失散的儿女在他乡无恙一般。——实际上,我真有一个女儿随叶圣陶先生一家辗转流亡到了内地的。从此以后,遇到从内地来的人,就打听本志在内地的情形。两地相隔遥远,邮信或断或续,印刷品寄递尤不容易。偶然从来信中得到剪寄的本志文字一二篇,就同远人的照片一样,形影虽然模糊,也值得珍重相看。
直至胜利到来,才见到整册的复刊本志若干期。嗣后逐期将在上海重印出版。上海不见本志,已有八个多年头,一般在上海的老读者见了不知将怎样高兴。
我曾为本志写过许多稿子。可是在内地复刊以后,因为邮递不便,和个人生活不安,心情苦闷等种种原因,效力之处很少。记得只寄过一篇译稿。我的名字已和读者生疏了。从今以后,愿继续为本志执笔。近来我正病着,如果健康允许的话,一定要多写些值得给读者看的东西。
刊《中学生》第一百七十一期
(1946年1月)
怯弱者
一
阴历七月中旬,暑假快将过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来到上海。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
“老五昨天又来过了,向我要钱,我给了他十五块钱。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唉,可怜!”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
“哦!”他淡然地说。
“你总只是说‘哦’,我真受累极了。钱还是小事,看了他那样儿,真是不忍。鸦片恐还在吃吧,你看,靠了苏州人做女工,哪里养得活他。”
“但是有什么法子罗!”他仍淡然。
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虽同住在杭州,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老五常到他家里来,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一概不甚过问。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来招他吃饭,他也托故谢绝。他当时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
“见了怎样称呼呢?她原是拱宸桥货,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么?不尴不尬的!”这是他心里所老抱着的顾虑。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说:
“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
“是甚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也不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已有许多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当铺里时比起来,竟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过年不去,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惟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甚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道:
“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无法救了的,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
二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
“老三,说老五染了时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过了好几十次,指上的螺也已瘪了。这是老五的邻居,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他才除了草帽,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
“那么,你先回去,我们就派人来。”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
立时,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态似的说东话西起来了。
“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张先生说。
“这时候正危险,一不小心……”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
老四一进到里间,就神情凄楚地说:
“说是昨天到上海来,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因肚子饿了,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照来人说的情形,性命恐怕难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过,有地址在此,总可问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传染吗?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瞠了目说。
“传染倒不怕,我在家里的时候,已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的。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我看最要紧的,还是派个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总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干的,有要紧的时候可以帮帮。”老四一壁说一壁急摇电话。
果然,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衫同去了。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行中伙友都向他凝视,那许多惊讶的眼光,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
他也自觉有些不近人情起来,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身子虽在沙发上,心已似飞到浦东,一味作着悲哀的想象:
“老五此刻想泻得乏力了,眼睛大约已凹进了,据说霍乱症一泻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气绝了。……”
他用了努力把这种想象压住,同时却又因了联想,纷然地回忆起许多往事来:记到儿时兄弟在老屋檐前怎样玩耍,母亲在日怎样爱恋老五,老五幼时怎样吃着嘴讲话讨人欢喜,结婚后怎样不平,怎样开始放荡,自己当时怎样劝导,第一次发梅毒时,自己怎样得知了跑到拱宸桥去望他,怎样想法替他担任筹偿旧债。又记到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即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生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又记到二十五岁那年母亲在自己手腕上气绝时自己的难忍,五岁爱儿患了肺炎将断气时虽嘶了声叫“爸爸来,爸爸来”,自己不敢走近去抱他,终于让他死在妻怀里的情形。
种种的想象与回忆,使他不能安坐在沙发上。他悄然地披上长衣,拿了草帽无目的地向外走去。见了路上的车水马龙,愈觉着寂寥,夕阳红红地射在夏布长衫上,可是在他却时觉有些寒噤。他荡了不少的马路,终于走入一家酒肆,拣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
电灯早亮了,他还是坐着,约莫到了八点多钟,才懒懒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里,得知恶消息,但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胆到了行里,见老四和吉和叔还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来:
“这许多时候不回来,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许是生死未定,他们为了救治,所以离不开身的。”这样自己猜忖。
老四等从浦东回来已在九点钟以后。
“你好!这样写意地躺在沙发上,我们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见为净’,连夜饭都还未下肚呢!”吉和叔一进来就含笑带怒地说。
他一听了吉和叔的责言,几乎要辩解了说:“我在这里恐比你们更难过些。”可是终于咽住。因了吉和叔的言语和神情,推测到老五还活着,紧张的心绪也就宽缓了些。
“病得怎样?不要紧吗?”他禁不住一见老四就问。
“泻是还在泻,神志尚清,替他请了个医生来打过盐水针,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据医生说温度已有些减低,救治欠早,约定明晨再来替他诊视一次,但愿今夜不再泻,就不要紧。——我们要回来时,苏州人向着我们哀哭,商量后事,说她曾割过股了,万一老五不好,还要替他守节。却不料妓女中竟有这样的人。——老五自己说恐今夜难过,要我们陪他。但是地方真不像个样子,只是小小的一间楼上,便桶风炉,就在床边,一进房便是臭气。我实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里,只好硬了心肠回来。”
吉和叔说恐受有秽气,吃饭时特叫买高粱酒,一壁饮酒一壁杂谈方才到浦东去的情形:说什么左右邻居一见有着长衫的人去,就大惊小怪地拢来,医生打盐水针时,满房立满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的女人,尽回复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内苍蝇怎样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于住到这种场所,心里怎样难过。他只是托了头坐在旁边听着。等到饭毕,吉和叔回去以后,还是茫然地坐在原处不动。
“我预备叫车夫阿兔到浦东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里,有要紧即来报告,再向朋友那里挑些大土膏子带去。今夜大约是不要紧的,且到明天再说吧。”老四一壁说,一壁就写条子问朋友借鸦片,按电铃叫车夫阿兔。
“死了怎样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说。
“死了也没有法子,给他备衣棺,给他安葬,横竖只要钱就是了。世间有你这样的人!还说是读书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这样黏缠!”
老四说时笑了起来,他也不觉为之破颜。自笑自己真太呆蠢,记起母亲病危时妻的话来:
“你这样夜不合眼,饭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烦恼,倒反使病人难过,连我们也被你弄得心乱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医,买药,病人床前有人时,就偷空去睡,起来又做事,何尝像你的空忙乱!”
老四回寓以后,他也就睡,因为睡不着,重起来把电灯熄了,电灯一熄,月光从窗间透入。记起今夜是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似乎四周充满了鬼气似的。
三
天一亮,车夫阿兔回来,说泻仍未止,病势已笃,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间好几次地说要叫老三去见见。
他张开了红红的眼在床上坐起身来听毕车夫阿兔的报告:
“哦!知道了!”
他胡乱地把面洗了,独自坐在沙发上,拿了一张旧报纸茫然地看着,心里不绝地回旋。
“这真是兄弟最后的一会了……但正惟其是兄弟,正惟其是最后一会,所以不忍,别说他在浦东贫民窟里,别说还有那个所谓苏州人,就是他清清爽爽地在自己老家里,到这时我也要逃开的……可惜昨天不去,昨天去了,不是也过去了吗?昨天不去,今天更不忍去了。……不过,不去又究竟于心不安。……”
这样的自己主张和自己打消,使他苦闷得坐不住,立起身来在客堂圆桌周围只管绕行!一直到行中伙友有人起来为止。
九时老四到行,从车夫阿兔口中问得浦东消息,即向他说:
“那么,你就去一趟吧,叫阿兔陪你去好吗?”
“我不去!”他断然地说。
兄弟二人默然相对移时。浦东又有人来急报病人已于八时左右气绝了。
“终于不救!”老四闻报叹息说。
“唉!”他只是叹息。同时因了事件的解决,紧张的心情,反觉为之一宽。
行中伙友又失起常度来了,大家拢来问讯,互相谈论。
“季方先生人是最好的,不过讨了个小,景况又不大好。这样死了,真是太委屈了!”一个说。
“他真是一个老实人,因为太忠厚了,所以到处都吃亏。”一个说。
“默之先生,早知道如此,你昨天应该去会一会的。”张先生向着他说。
“去也无用,徒然难过。其实,像我们老五这种人,除了死已没有路了的。死了倒是他的福。”他故意说得坚强。
老四打发了浦东来报信的人回去,又打电话叫了吉和叔来,商量买棺木衣衾,及殓后送柩到斜桥绍兴会馆去的事。他只是坐在旁听着。
“棺材约五六十元,衣衾约五六十元,其他开销约二三十元,将来还要运送回去安葬。……”老四拨着算盘子向着他说。
“我虽穷,将来也愿凑些。钱的事情究竟还不算十分难。”
吉和叔与老四急忙出去,他也披起长衣就怅怅无所之地走出了行门。
四
当夜送殓,次晨送殡,他都未到。他携了香烛悄然地到斜桥绍兴会馆,是在殡后第二日下午,他要动身回里的前几点钟。
一下电车,沿途就见到好几次的丧事行列,有的有些排场,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后面东洋车上坐着几个着丧服的妇女或小孩。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见到好几十口棺材了,这几天天天如此,人真不值钱啊。”他因让路,顺便走入一家店铺买香烟时,那店伙自己在唧咕着。
他听了不胜无常之感。走在烈日之中,汗虽直淋,而身上却觉有些寒栗。因了这普遍的无常之感,对于自己兄弟的感伤,反淡了许多,觉得死的不单是自己的兄弟。
进了会馆门,见各厅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有的泪痕才干,眼睛还红肿,有的尚在啜泣。他从管会馆的司事那里问清了老五的殡所号数,叫茶房领到柩厂中去。
穿过圆洞门,就是一弄一弄的柩厂。厂中阴惨惨地不大有阳光,上下重叠地满排着灵柩,远望去有黑色的,有赭色的,有和头上有金花样的。两旁分排,中间只有一人可走的小路。他一见这光景,害怕得几乎要逃出,勉强大着胆前进。
“在这弄里左边下排着末第三号就是,和头上都钉得有木牌的。你自去认吧。”茶房指着弄口说了急去。
他才踏进弄,即吓得把脚缩了出来。继而念及今天来的目的,于是重新屏住了鼻息目不旁瞬地进去。及将到末尾,才去注意和头上的木牌。果然找着了,棺口湿湿的似新封未干,牌上写着的姓名籍贯年龄,确是老五。
“老五!”他不禁在心里默呼了一声,鞠下躬去,不禁泫然要落下泪来,满想对棺祷诉,终于不敢久立,就飞步地跑了出来。到弄外呼吸了几口大气,又向弄内看了几看才走。
到了客堂里,茶房泡出茶来,他叫茶房把香烛点了,默默地看着香烛坐了一会。
“老五!对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现在应更知道我了。”这是他离会馆时心内的话。
一出会馆门,他心里顿觉宽松了不少,似乎释了什么重负似的。坐在从斜桥到十六铺的电车上,他几乎睡去。原来,他已疲劳极了。
上船不久,船就开驶,他于船初开时,每次总要出来望望的。平常总向上海方面看,这次独向浦东方面看。沿江连排红顶的码头栈房后背,这边那边地矗立着几十支大烟囱,黑烟在夕阳里败絮似的喷着。
“不知哪条烟囱是某纱厂的,不知哪条烟囱旁边的小房子是老五断气的地方。”他竖起了脚跟伸了头颈注意一一地望。
船已驶到几乎看不到人烟的地方了,他还是靠在栏杆上向船后望着。
——《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五号
长闲
他午睡醒来,见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皱折了倒在枕畔。午饭时还阴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丝摇曳,也和方才转过了方向。新鲜的阳光把隔湖诸山的皱褶照得非常清澈,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新绿杂在旧绿中,带着些黄味,他无识地微吟着“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揉着倦饧饧的眼,走到吃饭间。见桌上并列地丢着两个书包,知道两女儿已从小学散学回来了。屋内寂静无声,妻的针线笾里,松松地闲放着快做成的小孩单衣,针子带了线斜定在纽结上。壁上时钟正指着四点三十分。
他似乎一时想走入书斋去,终于不自禁地踱出廊下。见老女仆正在檐前揩抹预备腌菜的瓶坛,似才从河埠洗涤了来的。
“先生起来了,要脸水吗?”
“不要。”他躺下摆在檐头的藤椅去,就燃起了卷烟。
“今天就这样过去吧,且等到晚上再说了。”他在心里这样自语。躺了吸着烟,看看墙外的山,门前的水,又看看墙内外的花木;悠然了一会。忽然立起身来从檐柱上取下挂在那里的小锯子,携了一条板凳,急急地跑出墙门外去。
“又要去锯树了。先生回来了以后,日日只是弄这些树木的。”他从背后听到女仆在带笑这样说。
方出大门,见妻和二女孩都在屋前园圃里,妻在摘桑,二女孩在旁“这片大,这片大!”地指着。
“阿吉,阿满,你们看,爸爸又要锯树了。”妻笑了说。
“这枒杈太密了,再锯去它。小孩别过来!”他踏上凳去,把锯子搁到那方才看了不中意的柳枝去。
小孩手臂样粗的树枝,“拍”地一落下,不但本树的姿态为之一变,就是前后左右各树的气象及周围的气氛,在他看来,也都如一新。携了板凳回入庭心,把头这里那里地侧着看了玩味一会,觉得今天最得意的事,就是这件了。于是仍去躺在檐头的藤椅上。
妻携了篮进来。
“爸爸,豌豆好吃了。”阿满跟在后面叫着说,手里捻着许多小柳枝。
“哪,这样大了。”妻揭起篮面的桑叶,篮底平平地叠着扁阔深绿的豆荚。
“啊,这样快!快去煮起来,停会好下酒。”他点着头。
黄昏近了,他独自缓饮着酒,桌上摆着一大盘的豌豆,阿吉阿满也伏在桌上抢着吃。妻从房中取出蚕笾来,把翦好的桑叶铺撒在灰色蠕动的蚕上,二女孩几乎要把头放入笾里去,妻擎起笾来逼近窗口去看,一手抑住她们的攀扯。
“就可三眠了。”妻说着,把蚕笾仍拿入房中去。
他一壁吃着豌豆,一壁望着蚕笾,在微醺中又猛触到景物变迁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颓唐来。